原标题：为什么年轻人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
日本的年轻人性生活越来越少了。“无性症候群”，这是日本媒体发明的词，用来形容当下日本年轻人对于亲密关系和性生活的冷淡。
日剧《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剧照，剧中男主被设定为一个无性无欲、每日只一心读书看片的“高等游民”。
在2015年的统计中，18到34岁的日本青年有43%没有过性经验。而十年以前，这个比例只占三分之一；35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26%的女性、28%的男性从未有过性经验。同时上升的，还有不婚族的比例。日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就如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描绘的那样，日本年轻人不仅越来越少性生活，对于生育、消费和投资等的欲望也在节节消减。
这并非因为日本人古怪。美国年轻人的性生活频率也在衰减。据《大西洋月刊》凯特·朱利安
（Kate Julian）
的《为何年轻人的性生活越来越少？》
（Why Are Young People Having So Little Sex？）
一文，美国年轻人的性生活频率相较于父辈一代大幅降低了，开始性行为的年龄也在推后。从1991年到2017年，美国高中生有过性行为的比例从54%降到了40%。另外，和之前两代年轻人相比，他们的性伴侣人数也在减少。出生于1960到1980年代的“X 世代
（Generation X）
”们20岁的时候，比现在20岁的年轻人性行为频率更高。而且他们年龄稍长后，性生活的频率也少于前一代人：从1990年代到2014年，成年人每年平均性行为次数从62次下降到了54次。
《低欲望社会》，
作者:[日]大前研一 ，
译者:姜建强 ，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10月。
很多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2013年，英国一份《全国性态度与生活习惯调查报告》指出，16至44岁的英国人平均每月性行为不到5次。而在仅仅3年前，男性每月有6.2次性行为，女性6.3次。在2014 年，澳大利亚全国性生活调查表明，异性恋每周平均有1.4次性行为，低于10年前的 1.8 次。
在中国，虽然如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性革命已经基本成功。但是，新一代年轻人“无性症候群”的现象也开始出现苗头。根据潘绥铭教授的《2000-2015年中国人的“全性”（Sexuality）》里面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到2015年，18岁到29岁已婚或同居的年轻人里，男性每月性交少于一次的比例从7.6%上升到10.2%，女性则从3.1%上涨到14.3%；男性中没有“性趣”的比例从4.8%上升到12.1%，女性则从12.8%上涨到27.3%；担心自己“性表现”不好的女性则从39.5%涨到了64%。
平常大家都觉得，当今大学生在性上面很开放，但其实中国的大学生是中国最保守的群体之一。2015年中国男大学生有性经验的比例仅为27.5%，而女生比例为22.6%，这个数据跟很多国家相比都不高。而对于已经结婚的中国人来说，婚姻的满意度也在下降，觉得婚姻“非常满意”的比例从2000年的74.1%下降到2015年的53.1%。婚内“日常亲昵”的比例也从2010年开始大幅降低。然而，婚内男性自慰的比例则从2000年的21.5%上涨到2015年的42.6%，女性则从5%上升到12.9%。在社交媒体上，与“中国90后已经没有性生活了”等相关主题的文章和话题也被大家热议转发。
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当下社会对性的限制似乎越来越少，很多人并不羞于谈论“性”，色情片的资源唾手可得，婚前性行为也不再是禁忌，预防性病的避孕措施也得到了普及。但是，日本发达的性产业，却唤不起日本年轻人的“性趣”；美国流行的勾搭文化
（hookup culture）
，在Tinder等社交软件的帮助下，似乎让“约炮”、“一夜情”成为平常事，但大家的性生活频率却在下降。
在这个性自由度非常高的时代，社会对性的宽容度不断上升，大家通过互联网获取性资源也比以往更便捷。那是为什么，当代年轻人的性生活频率反而越来越低了？
看多了色情片让我们少做爱？
就像“经常看暴力血腥的影视作品，会不会使观看者更加暴力”这样的传播学经典问题，答案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人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灵感，认为观看暴力影视作品能净化人们的暴力倾向。也有人认为，人们会模仿作品中的暴力犯罪，这样的作品有示范效果，唤起人们的某种情感，诱发攻击行为，或者淡化反对暴力的观念。还有人认为，观众接触暴力场面多了之后，会对暴力脱敏，使得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暴力无动于衷。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时代，色情片通过互联网唾手可得，影视作品里的性爱场面也是家常便饭，为什么年轻人的性生活频率下降了？有人也给出类似解释：这一代年轻人获取色情片的途径太多，也太容易，他们的性欲在观看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所以现实生活中的性需求减少了；看多了色情片，导致他们对色情和裸露脱敏了，有些东西越是禁忌越令人痴迷，对性的祛魅使得大家唤起性欲的阈值大大提高了，大家对现实世界很多性刺激变得无动于衷，所以我们更少做爱了。诸如此类。
的确，此类解释能说明一部分原因。但这些解释都在 “色情片资源唾手可得”的因和“人们性生活的频率变少了”的果上强行建立因果关系去解释，却忽视了更大的社会环境，以及经常观看这些色情影像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色情史》，
作者:[法] 巴塔耶，
译者:刘晖，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3年3月。
法国著名学者乔治·巴塔耶对色情所做的哲学探讨，涉及色情与精神满足、欲望与禁忌的互相作用等典型议题。
传播学中有一个理论叫涵化理论，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涵化理论认为，人们看某类影视作品越频繁，也越容易把影像中展示的场景当做真的社会现实。
大家长期接受大众影视传媒的理想化信息，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我们的“观念现实”，越来越接近于“媒介现实”，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而且，本各不相同的人重复接受着相似的符号，会慢慢发展出对事物相似的看法和期望。
当我们从小都在一个容易接触到色情影像的环境下长大，我们对性爱的认知很容易等同于影视作品中所呈现的性爱，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性爱就应该是影像中的样子。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对性爱的美妙想象都来自于这些场景。性爱都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双方身材都那么火辣，都那么意乱情迷，那么高潮迭起。寻找艳遇都那么顺利，那么简单，那么享受。
我们对性爱形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公共标准。这使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受挫的可能性更大：我们会对自己的身材和技术不自信，因为不是人人都有演员那种完美的形体；我们也会嫌弃对方的身材或技术，觉得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在影视作品中，性爱似乎总来得水到渠成，但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提出性要求的风险还是很高；早泄、阳痿或者性交疼痛等实实在在困扰着一些人；与陌生人的性爱因为缺乏了解，还抱有相当大的戒备心，其欢愉程度往往令人失望……
随着性产业提供越来越精致的性体验，性价比越来越高，我们越来越在其中流连忘返。我们看色情片自慰时，更是精神上的自慰。因为可以抛除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挫折和种种不完美，且不必背负情感责任，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一次高质量的性体验甚至是情感体验。
电影《她》剧照，讲述了未来人与人工智能相恋的故事。
如今，性产业发展欣欣向荣，除了越拍越精致的色情片或成人音频，还有各种辅助硬件，比如VR设备、充气娃娃，都为我们提供着一个比跟人做爱性价比更高的性体验，同时这也大大延展了性爱的范畴。这样来看，当未来发明了体验比真人还真实的性爱机器人或者机器人伴侣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性生活频率可能还会大幅下降？甚至大家可能沉溺于与机器人的恋爱？
这是电影里的反乌托邦，但也是个大趋势。若是将看色情片、自慰等“独自的性生活”都算作性生活的话，那这个时代的性生活频率或许在增加。凯特·朱利安在文章提到，芬兰的“Finsex”研究发现，芬兰人的性生活频率在下降，但同时自慰频率在上升。从1992年到2014年，美国男性一周内有自慰的频率翻了一倍，到了54%，而女性的比例则翻了两倍，而且诸如震动器等情趣玩具越来越受欢迎。这个时代的性幻想越来越泛滥，但传统性生活却越来越少。
维系关系越来越难，
这减少了我们的性生活？
性生活频率终究还是和稳定的恋爱关系联系最紧密，但生活在轻飘飘的液态社会里，我们维系一段关系越来越不容易了，更何况性生活呢？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提出过一个迷人的描述：他认为现代社会是液态的。液态用来形容这样一种后工业社会形态：经济自由化、个人原子化、价值多元化、社会变迁步伐加快，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寻得认同上的归属感、价值上的稳定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在维系亲密关系上，鲍曼在《液态之爱》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个社会愈发不稳定的爱情关系。栖居在液态现代社会里的我们，“渴望与人相系，却更恐惧被就此绑死。害怕孤单，所以找人同行，但新的不安却从别处涌现。在液态的爱里，我们一次一次地聚合，一次又一次的分离。”
就这样，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和生活高度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的爱情关系变得很难预测，而努力本身又让人心力交瘁。每个人也许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对爱情关系的开启成了一项高风险举动。这种心理预期，减少了很多人去维系长期关系的可能性。
而焦虑本身也是性欲消退的原因之一。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生活，导致的孤独感和焦虑感难以停息。这种生存压力进一步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放大器，反过来加剧我们的现代病。
手机作为人器官的延伸——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将我们不间断地连结了起来。这种随时随地的虚拟连结打乱了我们传统的生活时间和节奏。这也可能是我们经常说，忙到没有性生活的原因之一。
在福特制下，传统工人斗争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也被后福特制下的通讯科技所打破。“八小时工作制”让大家的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划分明显。特别在西方的工业时代，那时还没经历女性解放运动，大部分女性都在家里，大部分男性工人能准时下班，自然，夫妻双方更可能都有时间进行性生活。
如今，网络让我们随时随地工作，私人生活和工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工作带来的焦虑、疲惫和沮丧，更容易侵入到我们的私人生活中，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又影响我们的性欲。而且在女性解放后，男女双方都出去工作了。双方的公私生活都不分明——能找到合适的时间进行性生活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了。
对于单身人士来说，这种变化挤压了我们与其他人线下社交和相处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利用零碎时间效率更高的线上轻社交。长期劳累的工作也可能让我们丧失了心情和欲望，也没有时间去寻找性伴侣和进行性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有网友调侃道，“你自己能睡觉就很不容易了，别想着睡别人了。”
约会软件Tinder的交友推广页面。
尽管互联网科技还贡献了像Tinder这样的约会软件，创造出一幅人们恋爱、“约炮”很容易的假象。事实上，它并没有那么有效。
依照 Tinder 放出的数据，该软件每天有16亿次划动，却只有2600万配对成功。在凯特·朱利安的调查中，这些配对导致的线下约会并不多。因为就算配对成功，也不意味着会继续聊天，更不用说发生性关系了。而且，只有少数颜值高的人才会获得更多配对。
32岁的采访对象西蒙
（Simon）
说：“除非你长得特别出众，否则线上交友约会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除此以外，人们用Tinder的动机大多并不严肃。有受访者表示，这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像连连看一样的互动了，大家对每个人都点“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有人会觉得，被别人点赞、配对成功，有一种满足感，不过也就仅此而已。所以这种配对很难“变现”。西蒙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玩Tinder就像是对着一个空洞在嚎叫。在女孩们照片的大海中去找一颗钻石。”
社交软件所带来的轻互动和轻人际纽带的模式，其实也大大减轻了线下社交的尴尬感和不自信感，也使得社交成本大大降低。人们一旦习惯了这一点，这会使得大家在线下相遇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每一次线下见面，都可能得冒着打破线上“面具”的风险和心理压力。
性自由就一定意味着性生活增多？
让我们再次回到问题本身：在一个性自由度非常高的社会里，为什么大家的性生活反而减少了？其实这个疑问的前置预设是，我们经历过性解放运动，所以我们不再害羞谈性。性解放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承诺和预期，性不再是禁忌，我们的性观念更开放了，这也会使得性可以更加自由地发生。我们通过解除性压抑，能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愉悦。
可是，反过来想，这一推断没有问题么？福柯在其名作《性经验史》里中恰有提到，性是一种人为建构，是权力强加给身体和愉悦的建构物，而不是我们需要将其解放的某种自然物。福柯批评道，性解放的前提是存在着压抑性，就如弗洛伊德，他预设了社会对性的压抑，这会导致各种神经病症。
《性经验史》，
作者:[法] 米歇尔·福柯 ，
译者:佘碧平 ，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我们为了享受更多的愉悦，就要人人大方谈论性，打破禁忌。在对性的神圣化中，就如宗教一样，我们作出了对恢复完美性爱的承诺。其实，我们整天谈论着性，并不代表就不遭受性压抑了，因为我们克服的只是有关性谈话的压抑而已。福柯并不认为性压抑假说不正确，他是要发现这种性话语的生产机制和“压抑-解放”的结合机制。这些性话语中体现了某种伪善性。
的确，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性话语。我们不再压抑对性的禁忌，在观念上更加开放。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性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多，这种许诺本身就有问题。
这些议程，或者这些性话语的背后是什么？福柯讲道，在当代，性是规训和生命政治的结合处。一方面，性是规训性的，即通过某种体系的知识，规定了哪些性行为是正常和异常的。当我们忧心忡忡地谈论年轻人的性生活越来越少的时候，这暗示着传统性生活少或没有性生活被认为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状态。我们应该问的是，到底什么在规范着我们的性生活？
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性是调节人口、治理社会的一项重要机制。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出台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去营造良好的性爱氛围，也鼓励大家去谈性。在很多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时代大背景下，对性生活减少的担忧背后，其实也蕴含着由生育率下降甚至总体欲望减少所带来的经济灾难的普遍担忧。这也是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的行文线索。
不可否认，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使得性爱比较成功地脱离了生育目的。而生育是劳动力和消费者的再生产，也是国家调控人口，管理经济增长，维系资本主义系统运转的重要一环。这也是各国鼓励生育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嬉皮士们说“越做爱，越革命”的原因之一，因为性爱本身变成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无涉的纯粹欢愉体验，这当然是革命性的。
此外，伴随着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在性爱方面，女性在慢慢地觉醒。女性在性爱中不再是被动的角色，担心怀孕或只为了满足男性性欲，而是光明正大地去享受性爱欢愉。避孕技术的普及、女性性需求的觉醒和性关系的革命（比如开放式关系、同时多个性伴侣、一夜情和虐恋等的脱敏），的确使得西方好几代人的性自由度和性生活频次在增加。但这也不一定意味着性生活频率跟性自由度呈正相关关系，更不意味着未来性生活频率一定会增加。
技术革命的更迭，使得性也被纳入了资本运转的体系。性产业越做越大，它不仅“制定”了性欢愉的标准，还通过大众媒体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过剩的性欲，然后把大家的性能量消费都锁定在自己的产品之中，创造巨额利润。加之原子化的个人社会、忙碌的工作......，大家传统的性生活减少了。但是，这一切与国家对生育的需求背道而驰。那么，要怎么去营造一个对性爱友好、又鼓励生育的环境？
可以预见，这是个还会被继续讨论下去的设问。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 宫子 校对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