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文少些“金玉屑”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金玉屑”那一套,多为官话套话,只鼓捣辞藻而不办实事,极易助长敷衍塞责、文过饰非的恶习,不可不防。
俗话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哪怕这沙子是金玉之质,也容不得。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把这个道理与写文章联系在一起:“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
那么,文章中的“金玉屑”指的是什么呢?是那些看似冠冕堂皇、辞藻华丽,却与主题关系不大,只能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的内容。正如清代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所写:称昆山必曰“玉峯”,称江阴必曰“澄江”,称常熟必曰“虞山”……这种“掉书袋”的习气,就是在文中掺杂“金玉屑”的表现。
如果说文人的掉文是一种“癖”,那么,本没有什么文化却装作有文化的掉文,就是更严重的病,有时还会闹出大笑话来。《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北宋时期的将领党进,一次被派往边疆,太祖知道他不识字,令其不必入朝辞别,可他不肯。上朝面圣时,他跪在那儿一言不发,忽然抬起头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搞得大家都笑了。原来,党进这句话典出《石台孝经序》,意思是上古的帝王崇尚简朴,希望皇上休养生息。这句话,跟党进当时所处的情境,可谓“八竿子打不着”,所以大家才会哄笑。然而,党进之所以看重这“金玉屑”,却有他的一番道理:“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可见,党进掉文的目的,无非是“要官家知道”,因此冒着贻笑大方的风险也要附庸风雅一番。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明嘉靖年间,世宗信奉道教,宫中每有斋醮,就命词臣撰写焚化祭天的奏章祝文。这类祝文形式华丽、对仗工整,名作“青词”。李春芳、顾鼎臣、严嵩等一帮人,正是靠着“青词”邀功晋级,被世人称为“青词宰相”。
正因为“金玉屑”有害,有识之士多对其保持警惕。唐贞观年间,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有文才,声震京邑。但是,王师旦考其策为“下等”。太宗问他缘由,他回答说:“此辈诚有辞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惧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太宗深以为然。正是在君臣合力倡导之下,初唐雅正质朴文风得以弘扬。
宋庆历年间,河北大水,仁宗问巡视灾区的官员: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仁宗又问:百姓何如?使臣对曰:如丧考妣。仁宗默然,不久之后就下诏: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仁宗的这一做法,有力扭转了当时的掉文之风。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金玉屑”那一套,多为官话套话,只鼓捣辞藻而不办实事,极易助长敷衍塞责、文过饰非的恶习,不可不防。晚清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感叹:“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但由来已久的掉文习气却始终没有断绝,“金玉屑”也发展出不少新变体。当下,有的人整天琢磨四六句,文章写得合辙押韵、铺陈华丽,内容却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有的满足于当“文抄公”,来了任务就求助于搜索引擎,最大本事就是“复制”“粘贴”。凡此种种,都是制造“金玉屑”的表现,皆会产生不良影响。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等要求,形成改文风、转作风的鲜明导向和强大声势。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唯实精神和实干作风的时代。是“虚”字当头还是“实”字打底,势必影响到我们的历史作为。清理各项工作中的“金玉屑”,以踏实、朴实、诚实的态度推进各项工作,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魏寅 李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