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14日讯（记者 李予阳）“ 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哪怕是6%。”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11月13至14日在京举行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说。
他表示，既然现在潜在增长率下降到了6%多一点，今天遇到了外部冲击，我们对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关税，下一步可能还会下来再加关税，影响到了我们的外部需求。内部需求，消费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时日，接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这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蔡昉说，在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并持续至今。而2008年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
蔡昉认为，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但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但在当时的刺激政策下，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当时政策是对的，但也是有代价的。中国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这意味着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来要去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上一次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消化。
蔡昉认为，在人口增长方面，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因此，他的结论是：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蔡昉表示，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实施区域政策，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今后的做法是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 蔡昉认为，2008年以来10年经济发展经历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要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且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两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地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