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今天，一战宣告终止

2018-11-11 | 浏览：

原标题：100年前的今天，一战宣告终止

100年前的11月11日，在贡比涅森林的车厢里，法德两国代表签下了《停战协议》。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伦敦、巴黎陷入了战时难得的沉默，柏林却刚刚经历了一场政变，那个对俾斯麦嗤之以鼻的皇帝威廉二世匆忙退位。

然而停战只是暂时的。短短23年后，西线战火重燃，凡尔登的英雄贝当将军成为了阿道夫·希特勒下士的傀儡，一战时的老兵们以各种形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人类在20世纪的战火里没有学到太多自我管束的本领。一战终战一百年，英国作为最后一个战争公祭的国家，也将停止全国性纪念。然而战争带来的习惯和身份认同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弭，恰恰相反，比起往年，更多的英国人带上了罂粟花（表示缅怀）。每年11月11日的11点，街上的行人与车辆都将保持两分钟的沉默，一分钟献给死难的士兵，另一分钟则是留给生者的沉思：沉默是倾听的契机，脉搏、怀表、海鸥的悲鸣与远方的钟声，这些景象无论怎样被后现代的浪潮中解构，都还保有一些崇高与真挚。

如今弗兰德斯战场已然是一片宁静的墓园，偶尔在绿草中能看到几朵殷红的罂粟花。一战前诞生的那一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然远去，这段历史尽管依旧在信件、日记、报纸和小说中保持鲜活，却在消逝之中越来越远：20世纪的记忆渐渐老去，但人依旧在与现代性的挣扎之中回溯过往。

第一次总体战争

瓦尔特·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写道，在一战之后：

“经验从未像现在这样惨遭挫折:战略的经验为战术性的战役所取代，经济经验为通货膨胀代替，身体经验沦为机械性的冲突，道德经验被当权者操纵。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己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手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

经验从未像现在这样惨遭挫折:战略的经验为战术性的战役所取代，经济经验为通货膨胀代替，身体经验沦为机械性的冲突，道德经验被当权者操纵。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己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手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

漫长的十九世纪随着战争的爆发宣告终结，而那个短暂却在暴行中不断重演着历史的噩梦的二十世纪，在1914年的八月拉开了序幕。

一战导火索：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

这场战争让欧洲各国的政府和公民第一次体会到了“总体战争”(total war)的氛围，平民免于战争的特权在德国进攻列日要塞的杀戮之后便烟消云散了。

西线战场440公里的战线之上，原先平静的天空布满了硝烟、毒气甚至还有飞机；堑壕和机枪工事将拿破仑时代冲锋降格为恐惧与无趣并存的“战争氛围”。

莎士比亚对晨光熹微的喜爱被清晨的冲锋号撕成了碎片；夜色降临，生命有了喘息的难得时光，甚至敌我双方会穿过堑壕到另外一头用点啤酒换换烟。

远处的伦敦上空，齐柏林飞艇在警报声中呼啸而过，投下的炸弹却往往炸错了地方；若是汽车爆胎，倒是能把一条街的居民惊出一身冷汗。

犹太人蜷缩在托特纳姆的小公寓里，亚美尼亚人在流亡到阿列波的途中，德国封锁了边境，奥地利政府则策划一场一场文化表演，以期让难民回到故土……

铁丝网和无线电在文明的躯体里划了一条很深的口子，它们在血液和脓水咕咕流出的时候还嗡嗡作响。

在战壕里，人性和文字变了

一战见证了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文字爆发：交战各方的士兵们第一次都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军队之中也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和日后声名显赫的战争诗人。德国士兵们在1914年的家书中写到自己是为了尼采、康德还有歌德的荣誉而战；而英国士兵们在基什纳的“十万志愿兵运动”中也吟诵着《亨利五世》里圣克里斯平日(St. Crispin’s Day)的演讲词走向战场。

文化与历史的赋格交织在交战各国对身份和正义性的宣传中。以英国为例，布尔战争尽管已经预示着帝国的黑暗之心与衰落轨迹，但早年间对英帝国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们在大战到来之际依旧保守着自由主义信条，为战争赋予道德责任与文明使命——帝国的参战是文明对野蛮的日耳曼人的讨伐——而这种叙事在遭到屠杀的比利时移民逃亡至英国之后变得更为有效。

随着自由主义的进步叙事与道德尺度一步一步陷入战争泥潭，原先自信的语言、艺术以及诗人的正直也沦为了一场闹剧与谎言游戏：伍尔夫1917年的小说《出航》里的小说作者休伊特谈到自己要创造一部“关于沉默的小说”。所有的高贵而抽象的概念被抛出了语言的阁楼，剩下来的是地名、病名、身体器官、伤残情况、情报和新闻报道……文字在沉默之中失去了权柄、修饰在事实前显得虚浮，战时噤若寒蝉的语言和四目可见的尸体成为了战后现代主义者们躬耕的荒原。

《文学与大战：1914-1918》

Literature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作者：兰道尔·史蒂文森

Randall Stevenson

版本：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

史蒂文森在本书的第一章“无可言说的战争”(Unspeakable War)中这样描述索姆河战役之后士兵们的沉默，“对于交战双方的士兵而言，轰炸、暴死、伤残、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被炸成了碎片的情形尽管处处可见……却也超越了传统的文字和叙事形式能够表达的范畴。”士兵们不仅仅对语言失去了把握，也失去了对言语的信任。

在书的前两章里，史蒂文森教授为读者们呈现了语言沦为军队与国家权力的附属品的过程。其中最为讽刺的莫过于由于电报高昂的成本以及写信时间的短促，统一制式的家书和向战死士兵家人寄去的唁电让后方的家人们感到费解与悲哀。

诗人罗伯特·格里弗斯(Robert Graves)在“人人平等”(“The Leveller”)里写道——

在这个衣不蔽体的孩子弥留之际/ 他还呜咽着‘母亲！母亲！’喉咙即将断了气，/而那个衣衫完整的可怜天真汉/却高声控诉上帝，满嘴都是恶毒的咒怨

这两种不同的死亡却换来了相同的文字——

他像一个英雄那样死去，而我们/他在A部队的战友们/为他的死感到深深的惋惜，我们一定会/永远记住这样一个真挚的伴侣。

史蒂文森笔下的战争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是一场作者与读者的博弈、记忆与遗忘的交响。第三章“陌生的诗行”(“Unfamiliar Lines”)着力于战时诗人的尝试：浪漫主义的理想——“诗艺是在静谧沉思中自觉爆发的情感”——在铁与血的现实面前显得不免有些苍白。

“士兵们能携带的辎重有限，他们对幸存也不抱多大希望，于是诗歌简短的形式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诗体的效率、瞬时的情感和传统的田园意象交织堆叠给战时的诗歌添了几分怪怖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叶芝感到绝望，他拒绝将这些“被动的忍受痛苦”收入《牛津现代诗选》中，但这些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诗行自然也能熬过叶芝的拒绝；“无可忘记的战争”考验着一代一代读者的良知，尽管再也没有人进入战壕，弗兰德斯也不再是那片遍布弹坑的战场。

《前线的记忆：回忆录与一战对英法德的意义》

Memories from Frontline

Memoirs and Meanings of The Great War From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作者：杰里·帕尔默

Jerry Palmer

版本：Palgrave Macmillan 2018年

如果史蒂文森将侧重点放在战时的诗歌和英国诗人，那么帕尔默则另辟蹊径，探索了一条并不那么现代主义的道路。回忆录作为一个悠久却又崭新的形式，对现代个体而言却有了别样的意义：在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回忆录里，作者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充满表演性与目的性的“我”，作者的成长在反反复复的暂停、困惑和错误的开端之中曲曲折折。但士兵的回忆录却因为记忆的创伤与作者们渴求集体与慰藉的欲念而显得迫切且真实。战争记忆无疑是一个公共空间，形形色色的见证者们也要在回忆的历史中幸存下来。

比起诗歌的凝练，回忆录里可以记载的材料丰富了很多。战争的规模、前线与后方概念的混乱与欧洲大陆之外士兵的参与使得军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了起来，在白人的回忆之中浮现了一个个塞内加尔士兵、印度军人甚至还有华人劳工。

与卢梭等人更接近小说的回忆录不同，前线士兵的回忆录因为其精准的时间与地点记录，显得更类似于日记：这些精确的时空让回忆录成为了真理的衡量标准——当代的真理也因此似乎更加包容，记忆不再是纯粹的过往和事实记录，而受到了记录时刻的影响甚至是篡改。帕尔默将重心放在读者对回忆录的接受与反应，考察读者对回忆录可能的修改的接纳程度。尽管有记载的评论大部分为杂志与学界的回应，但是不同作者的不同立场、判断标准、艺术与历史真相之间的把握与平衡让对回忆录的回复成为了塑造战后历史的尺度之一。

医院、坟墓与纪念碑

正如前文引用的本雅明的那段话所言，身体经验在一战之后失去了可靠性：曾几何时进化论与机械唯物主义让身体趋近于一个完美的机器，各部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让福利社会成为了社会焦虑的根源，民众的生老病死最终归咎于自我。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穷人的葬礼已经开始有了公墓、薄葬以及病死后送入医院太平间的手续，但死者家人依旧希望身体经验的终结能够维持传统的葬礼形式，至少有一具遗体能让他们保有对死者生命轨迹的完整回忆。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这种范式，一代男性青年命丧沙场，而退伍士兵受困于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如活死人一般无法融入社会生产中。更为棘手的是，在满目疮痍的战场上辨认尸体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尸体与减员之间的差异，让失踪成为了一个普遍词汇，也使得战争的记忆以失踪者甚至以鬼魂的形式存留在大众心理之中。

如何在战后安葬死难的士兵、是否让弗兰德斯战场的士兵们回归故土、平复亲属情绪、组织公共祭奠、发放慰问金以及处理精神疾病，这些政治难题使政府与身体之间不仅有了政治的管辖关系，也有了一层亲密的类比关系。民众日益被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而政府也成为一个具有多重官能的身体，这些为日后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提供了蓝本。

《战壕中的明信片：在现代主义与一战之间穿行》

Postcards from the Trenches

Negotiating the Space between Modernism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作者：爱丽森·布斯

Allyson Booth

版本：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年

爱丽森·布斯效法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在《痛苦中的身体》(Body in Pain)的分类，将战时与战后的生活定义为“身体的形态”、“国家的形态”与“物的形态”的三重奏。战争打破了对死亡、边境、时间与军事空间的固有思维方式，幸存者们在战后挣扎着接受废墟，并试图寻找政府宣传之外其他表达哀思的方式。

政府的死亡政治是一场与死者和尸体博弈的游戏：公共葬仪、遗体返乡以及墓碑设计让死者成为了一种政治资本与市场真空。他们无形之中便化作了选票与遗产。以英国为例，因其与欧洲战场有海峡之隔，遗体返乡和家属前往战场慰问的行为受到了政府的限制或是禁止。但似乎是为了填补墓园的空洞，每一个英国乡镇都立起本镇死难将士的纪念碑，这是在法国与德国无法见到的场景。在伦敦市中心随处可见的衣冠冢以及战后被象征性埋葬的“无名的勇士”，使得死者的葬礼在市场的喧腾中逐渐沦为日常的景观。死者家属们对英雄主义的死亡的希求与统一制式的唁电之间的矛盾，让不少坚持传统的家庭选择将寄回的遗物扔出家门，甚至付之一炬。

爱丽森·布斯从死难者尸体的角度反写战后一代人对身体与责任的定义。尸体如同鬼魂一般飘荡在他们留下的空荡荡的房间与埋葬他们的自然风景，而在战后现代派的想象中经常浮现的一个古典形象是安提戈涅——埋葬兄长而违抗国家命令的悲剧人物——在她身上，伍尔夫和福斯特为战后公民赋予了重塑社群与埋葬死者的责任：索福克勒斯的想象投影到现代社会里格外振聋发聩。悲剧个体承担的责任将公民团结为拒绝政府的死亡政治的想象共同体：沉默的不服从与战后平民的幸存感塑造了复杂的公民身份。

《灾难时代的人的身体：脆弱、融合、科学与世界大战》

The Human Body in the Age of Catastrophe

Brittleness, Integration, Science and the Great War

编者：斯特凡诺斯·格鲁拉诺斯、托德·迈耶斯

Stefanos Geroulanos &Todd Meyers

版本：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年

这本合集从战前生理学与心理分析学派的发展写起，激素以及弗洛伊德定义的“内驱力”(drive)让人的身体逐渐走出灵与肉的对立。但直到战争爆发，这种认知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战争不仅为医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剖素材，也彻底瓦解了传统医学对身体的认知。身体再也不是坚不可摧的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系统：身负重创的士兵和战后精神创伤的士兵暴露出的脆弱，引发了对身体的信念的崩塌。士兵在自我整合与个体危机中受到的折磨远远超出了传统定义的描述范围与能力：这种恐怖的意象让平民、政客与医生们不断质疑对“群体”这一概念，而转向个体心理与政治氛围。

一战见证了身体、文明与古典社会形式的解体，大战后的社会形态更迭更像是一种术后的排异反应。断臂残肢、永久残疾、创伤性的精神疾病以及相对应的社会行为的无法适应成为了百年来困扰人类的难题。

“个体”(individuality)不再是自由主义之下能够通过理性、语言与文化来实现自我快乐与社会幸福的理想概念，而是由纯粹的身体经验和幸存欲望缝起来的一个布偶。在脆弱的身体和自我管理的信念里诞生了福利社会的蓝图和反自由主义的个体观念：政府要尽到与医生一样的关怀责任，而公民则在共同感知的脆弱之中实现集体关怀。维多利亚时代的护士形象是“家中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同情心是天使的美德；那么战后的现代社会则让人们走下道德的高点，凝视着疾病与伤痕，在共同的创伤中表达集体记忆。

帝国的责任与边界

东线战场的交战诸国——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战后或爆发革命或宣告解体。在旧帝国的框架之中勉强维系的民族关系以及战争中爆发的难民浪潮，成为了包括英帝国在内的战胜诸国对权力再度瓜分的契机与整合与战败国关系的筹码。特鲁迪·泰特(Trudi Tate)在《现代主义、历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中借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亚美尼亚难题，表达了战胜国在权力的贪欲和政治良知之间的矛盾：政客在谈判桌的冷漠，刺痛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帝国应该怎样承担文明的责任而不是肆意划分近东与中东的政治版图？

《战败者》

《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1917-1923》

作者：[德] 罗伯特·格瓦特

译者：朱任东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7年

不同于大部分专注于西线的一战史家，罗伯特·格瓦特将目光着重转向了东线战场以及那里经久不消的饥荒、难民与种族问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东线的战事风云突变，交战各国终于能在停战谈判的间隙喘一口气。但旧帝国在革命之前便已然土崩瓦解的管理体系注定了战争带来的饥荒将成为东线战场挥之不去的幽灵。食品价格的疯涨导致了彼得格勒居民的不满从而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线；这种情形不仅限于俄国，杰沃斯写道，战后90%的维也纳的儿童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在奥斯曼帝国的黎巴嫩与叙利亚地带，蝗灾和欠收导致了七分之一的叙利亚人口死亡。

而难民返乡则随着战后东欧各民族国家独立变得更为复杂，东线诸国纷繁的民族问题以及相对落后的生产能力导致了难民安置几乎无法实现。欧洲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崩溃与疲敝，草草分化出的东欧民族国家甫一诞生便在战争的边缘寻求自保，它们甚至无暇顾及返乡的本族民众。《布列斯特和约》之后的苏俄政权在击败了战胜国盟军的进攻之后，渐渐地将势力扩展到新近独立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等国，重新恢复的沙俄式的高压统治让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独立沦为历史的笑柄。

格瓦特从种族问题谈到了法西斯政权。也许《凡尔赛条约》只是希特勒鼓动人心的借口，甚至德国的复仇情绪是被夸大的假象，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也饱受条约凌辱，却并未产生希特勒式的政权；甚至大萧条也并非民主制度失控的根本原因，英美两国所受的打击只比德国更为剧烈。希特勒得以崛起的契机是一战战后失败的种族安置以及近东地区复仇性的种族清理，这些为所谓纯净的“雅利安人”的神话提供了真正的养料。

延伸书单

《一战与现代记忆》

保罗·福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