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火车旅行为何给人最多的想象？
对于旅行的人来说，首当其冲要面临的选择，大概是使用何种交通方式出行。而在不少人心目中，火车是独一无二、最受喜爱的出行工具。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火车承载着我们最多的想象：无论是最浪漫的爱情邂逅，还是最恐怖的谋杀案件——火车上从来不缺少故事。不信，可以数数有多少小说、电影将故事发生的空间设定在行进的火车车厢里。为什么我们对火车尤为喜爱呢？抑或者说，为什么火车承载着如此多的文化想象？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铁道之旅》中，德国文化研究学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将火车诞生至今，工业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联系起来。铁路与火车的发明，让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产生了变化，甚至，让我们进化出了得以适应工业革命的新秩序。而我们对火车的复杂想象，其背后正蕴含着我们对工业革命与现代文明兴奋与恐惧并存的心理。
《铁道之旅》， [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 著，金毅 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版
一
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我最偏爱火车。飞机高翔于天，与地隔绝，颇有点绝尘拔俗的味道，而汽车又过于依赖世俗，在市井喧闹中来来往往。似乎唯有在火车上，才能收获一点与日常生活的距离。火车有路线，虽走走停停，风景却是在变；我们有目的地，但尚未到达，它仍然是远方。
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写到，“火车也许最益于思考：同轮船和飞机比较，坐在火车上，我们决不会担心窗外的风景可能会单调乏味，因为它们一直在流动；其速度适中，既不会太慢而让我们失去耐性，也不会太快而让我们无法辨认窗外的景观。在行进的过程中，火车能让我们瞥见一些他人的私人空间，也能让我们回顾自己过去所有的得失哀乐”。
以上是我对火车的一点浪漫遐想，显然有意忽略了人群的拥挤喧闹、漫长旅程的疲劳困倦，但火车确实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它承载了现代、远方、自我、时间、空间、自由、规训、创伤等等我们与之有关的经验和想象，它从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驶出，为人类文明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萨克雷在1861年写到，“我们这些生长于铁路兴起前的人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那些生活在铁路时代以前的人都是大洪水以前的人类，就像是从方舟走出来的诺亚及其家人”。
《旅行的艺术》，[英] 阿兰·德波顿 著，南治国 彭俊豪 何世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8月版
二
将火车比喻成方舟或许有些夸张，但对于19世纪的人们来说，火车的出现确实宣告了一个机械乌托邦时代的到来，人类借着机器的力量，为现代性的发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呼啸而行的火车拖曳着社会的整体结构，朝向一个更加进步的未来迈进。
希弗尔布施的《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一书，描绘的正是这个时代种种的感知变化。火车带来了旧有时空关系与社会等级结构的改变、对风景与人际关系的重新感知，以及与之相伴的创伤与焦虑，等等。
在今天，当我们回望19世纪时，火车恰好成为一个理解时代、理解现代性发生的独特切入点，而对火车的态度也表露出我们对现代性的复杂情愫，它正如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所指出的一样，我们遭遇现代性时，既有对新世界的美好期待，又有在一切都加速变革的时代无法确知未来，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焦虑。
火车自出现时起，就有着两幅截然相反的面孔，在莫奈的绘画（圣拉扎尔火车站系列）、惠特曼的诗歌（《致冬天的一个火车头》）等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激情而富有生机，对火车的礼赞是写给工业文明的赞美诗，但在狄更斯、左拉、霍普特曼等作家的笔下，火车又象征着邪恶，象征着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造成了人类生活的异化。赞美与恐惧并存，理性与异化相伴，火车将一个时代拉向现代，也让每个个体体验到现代生活的矛盾与张力。
蒸汽机技术的不断革新使人类获得了能够与自然力量相抗衡的能力，当火车借助于蒸汽动力实现运输革命时，人们看到了它远超此前蓄力的种种优势。铁道坚固、光滑，火车高速可控，实现了人与物跨地域的迅速移动，铁路网的铺设与统一化，联运制度的形成，这一切使铁路成为一种集成机器，实现制度化，从而成为理性和进步的象征。
19世纪铁路的运转最直接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铁道延伸到遥远的地区，让那里变得触手可及，从而实现了对空间的征服。货物突破其产地局限，进入远方的市场，商品的集聚堆出了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它将商品从地方关系中扯出，即让它们失去其传承之地，失去它们传统的空间-时间存在。铁路对空间的改造，简单说就是剥离了地方感。在没有铁路之前，空间依附于地方感，它是一种情感与记忆的所在。铁路打开了新的空间，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连接破坏了原有的地方感。正如1840年的一位法国作家说，“它们（铁道）所服务的，只是出发点、中间站以及终点站，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往往都很远……对于中间的空间，铁道就没什么用了，它们不过是带着鄙夷穿过，只留下一种毫无用处的奇观”。
莫奈的绘画，圣拉扎尔火车站系列（之一）
时间的遭遇同样如此，在没有火车之前，地方时间各有不同，火车的高速行驶不免会让不同的地方时间相互遭遇。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同时让各地旅客能够准时到达火车站，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通用的时间表，在19世纪40年代，火车就已经开始了时间的标准化。列车时刻表成为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旅行指南，据说普鲁斯特难以入睡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火车时刻表。
从空间中剥离地方感，用标准时间规训地方时间。火车在铁道上均匀地移动，笔直、坚定、理性、沉稳，“在人们的体验中就是一种抽象、纯粹的移动，与在其中发生移动的空间脱离了关系”，时间和空间在此过程中也被抽象化，借由铁道与地方性的关系实现了真正的“脱域”，即从彼此互动的地方性关联中脱离出来，进入一个抽象化的进程中，而抽象化则意味着它能够在时空关系中不断拓展。
事实上，正如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在《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书中所说，正是得益于火车带来的交通运输革命，英国人获得了在本土、帝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移动能力，从而使得狭隘的地方性关系让位于更为宏观的抽象性关系。因此，火车拉来的是一个“抽象社会”，它将重构整个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
三
“抽象社会”由陌生人组成，而乘火车旅行构成了“陌生人社会”的雏形。19世纪在火车上的旅行往往被形容为“射弹”，即就像从景观中射出一样，因而连自己的感觉都不能控制。坐在火车的包厢中，对于个体来说形成了一种封闭状态，加上火车飞速前进，近处风景一闪而过，个体只能去调整在旅途中观察事物的方式——注视远处的事物，因为它们看起来运动慢些。
因此，铁路创造了一种新的景观——无尽的全景，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主体——旁观者（spectator），即在一定的距离外观看。火车的速度消解了前景，从而将旅行者从景观中分离出来，使得他们能够“透过那个让他在这个世界里移动的工具，看见物体、景观等等”。这样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在19世纪电影、摄影术的兴起中能够看到，同样也可以在巴黎拱廊街游手好闲的浪荡子那里看到，它所承载的其实是中产阶级多少有点布尔乔亚情结的身份想象，因为最早一批的旅行者正是他们。
前景的消失在个体与物，甚至个体与自我之间置入一种陌生性，如果说这一点多少有些布尔乔亚色彩，那与陌生人同坐一个包厢，则是彻底暴露在“陌生人社会”中——
旅行者可能会一直看着一些新的面孔，人们会频繁抵达目的地，却不发一语。除非人们彼此认识，否则不会交谈，最多就是聊几句客套话。因为一些旅客无动于衷，所以任何人试图多谈几句，对话都继续不下来。这样一来，铁路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习惯。
如何与陌生人相处？这成为火车旅行急需解决的尴尬问题，阅读正是应此需求而兴起，它可以有效地避免与陌生人交流，图书和报纸摊位迅速遍布英国的火车站。但与陌生人相处，更令人担忧的是风险，比如谋杀、偷盗等等。19世纪60年代，两起臭名昭著的火车谋杀案为老式车厢拉响了死亡的警钟——与凶残的陌生人共用一个独立的隔间开始被视为危险之事。之后便在尝试于内厢隔间之间安装警铃、于火车外部安装踏足板之后，火车车厢被重新设计，使各个隔间有边廊相连，每个隔间由滑门进入。
《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
四
火车呈现了“陌生人社会”的一角，在詹姆斯·弗农看来，在19世纪整个英国都在应对陌生人带来的挑战，文人墨客有规律地对伦敦惊人的规模及其匿名性做出评论，各种各样的指南教你怎样根据衣着装扮去识别不同种族和阶级、性格和地区的人群，记者、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也开始对陌生社会进行分类，试图描绘其复杂性以便完成秩序的建构，而国家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治理术，新的治理手段随后被再度植入（re-embed）到个人和地方性的网络中，将英国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推向现代。
火车不仅带动了一个抽象社会的形成，它还给个体带来了切身的创伤和震惊。铁路震颤对身体的影响成为当时医学研究的热点，当时的研究认为它会扰动消化器官的功能，同时也会扰乱神经系统，造成忧郁、愤怒以及精力的极大损耗。经常出现的火车相撞事故更是会造成心理的恐惧，当时的精神病学家认为，火车交通事故会引起歇斯底里现象，弗洛伊德正是从火车事故中展开了自己的创伤心理学研究——
比如说，在铁路事故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主体会在失眠、走路时再度经受那种可怕的经历，而且每一次又都会伴随着同样恐惧的情感，最后，经历了这样一段“精神上的筋疲力尽”或者说“潜伏”，这种恐惧就会转化为一种身体现象。
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狄更斯的经历了，1865年6月9日，狄更斯在一列前往伦敦的火车上遭遇脱轨事故。7节车厢掉入水中，他所在的第8节悬在半空中，尽管他当时很沉着镇定，但事后身上出现了奇怪的症状，不停地颤抖，接近两周不能说话，不断重复感受“震颤”的痛苦，整个人处于一种恍惚状态。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本人去世的时间正好是在这次事故五周年纪念，冥冥之中有种神秘感。
其实，狄更斯早在1846年写作《董贝父子》时就已经对火车产生了一些担忧，他将火车看作一个掠夺成性的魔鬼，它吞噬掉伦敦的老城，用固定的线路和时间表强迫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毫无区分地将所有人拉向同一个目的地——死亡。
《董贝父子》，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王僴中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5月版
我们从狄更斯的文字中感受到的是人类无法掌控机器的恐惧感，技术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但这个世界却不再是为我们而创造的。一如我们闯入现代，会发现现代性并不都是美好的承诺，它甚至会是一场灾难。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候，个体完全暴露在风险之中，在求知与求定之间焦虑摇摆。火车加速了现代性的到来，“我们试图冒险闯入，但很快就发现，进入这个世界需要某种我们所缺乏的构造，需要我们所没有的器官。”弗洛伊德的研究展示了，在经历一次次的创伤后，意识终会形成一个防刺激盾来保护自身，那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是否也形成了相应的保护机制？
（作者：曹金羽，北大社会学博士，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