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颜宁：关于学术造假，我更愿意看光明的那一面
新京报讯（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徐美慧）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10月26日到29日在北京召开，已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颜宁回国参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
去年，颜宁离开母校清华，去了她另一所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系，担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一直广受热议。会后，新京报记者对话颜宁，听她讲述一年的国外生活和对科研的认识。
中科协供图
关于离开清华
“清华和普林斯顿是我最熟悉的两个地方”
新京报：你离开清华去普林斯顿，在微博写了句歌词：“跨越时间，留在原地”，能解释一下吗？
颜宁：就是我回到普林斯顿了呀！清华和普林斯顿是我最熟悉的两个地方。因为我的轨迹一直就是清华、普林斯顿，再清华、再普林斯顿。我开始有的理想，都在一个个实现。
新京报：清华和普林斯顿两个学校的学术氛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颜宁： 我在清华就职过的生命学院、医学院，是改革走得比较靠前的，和国际接轨得非常好。如果我坦白说我没有觉出太大的区别，你会觉得诧异吗？
新京报：普林斯顿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做得很好？
颜宁：普林斯顿的科研辅助很有效。我的秘书是系里配的，服务三到四个教授，我入职、申请签证等，到了时间就会有人给我发信提醒，秘书会经常接受培训，很有经验，会处理所有的订购、报销、安排行程，甚至帮我把邮箱设置好。在国内，科研辅助人员可能由于待遇问题，流动性很大，经验不足，使得科研人员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琐事，我觉得有点耽误精力。
新京报：如果再回国的话，你会选择到别的大学任教吗？比如新建的西湖大学？
颜宁：我刚刚回到普林斯顿，还没有想更久远的事情。
关于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可以招到很好的博士后”
新京报：在普林斯顿，学生资源方面，和清华比有哪些优势吗？
颜宁：我觉得在普林斯顿一个优势就是收到了好多特别好的博士后申请，这在清华是很难做到的。普林斯顿这种世界名校对于人才的吸引还是要比国内名校，哪怕是清华北大，都要高。
新京报：你在普林斯顿带了几个学生？
颜宁：一个学生，八个博士后，这跟国内是截然不同的。国内就是以博士生为主，博士后并不是说我不能招，是真的挑挑拣拣以后招不到这么多优秀的博士后。
新京报：有多少中国学生呢？
颜宁：有五个是从清华跟我过去的，我又从康奈尔大学招了一位材料科学专业的，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招了一位神经科学的，还有清华化学系一位合成化学专业的和生物物理所一位结构生物学背景的。
新京报：很多国内的博士毕业后选择出国做博士后，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颜宁：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国内的招聘大多要求应聘人有海外经历，我们国内非常顶尖的博士生们，大多还是选择出国做博后。第二个就是博士后的待遇问题。国内博士后的待遇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但之前很多年确实是偏低的，我想这个是需要假以时日慢慢改变。
而我本人非常赞同一个人在科研训练期间（读博、做博后）有一段海外经历，有助于开拓视野、感受不同的科研文化和体制。我们在国内招聘博后。一方面是本国优秀的博士选择出国做博后，另一方面是没有能力或者足够的国际化体系吸引其他国家的博士来华做博后，这也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科研
“终极理想是理解生命起源”
新京报：你今年一口气在《科学》杂志发了三篇重量级论文，这与你在国外科研有关系吗？
颜宁：我今年发的三篇文章只是特别凑巧在一块儿发出来了。其实做了很长时间，我的博士后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有一个人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做出来。
新京报：你总说做完哪个课题就退休，是真的吗？
颜宁：都是开玩笑，我只是用“退休”来形容一个课题的难度。科研就是一山望着一山高，你到另一个山头发现，前面又有更高的山峰要攀。
新京报：你之后科研规划是什么，会尝试做与现在不同的方向吗？
颜宁：我会用大概1/2精力继续关注目前的研究吧，但我总要试一点不同的东西，现在还在做着。我虽然老嚷嚷说我要做点新的东西，但万一做不出来太丢脸了，所以就先不说是做什么啦。
新京报：那你做科研的终极理想是什么？
颜宁：我想每一位生物学家的终极理想可能都是理解生命的起源与进化，当然这个更多可能只是一个梦想。比较现实地说，细胞在0.3纳米到100纳米这个分辨率尺度上对我们而言还是个黑洞，这里面有多少新的生物学现象我们一无所知。这也是我正在学习和探索的一个方向。
关于学术造假
“我更愿意看光明的那一面”
新京报：你在清华的时候给研究生上过学术诚信的课，你觉得学术诚信有什么重要性？
颜宁：这个重要性不言自明啊。做科学是为了求真，没有科研诚信怎么立足呢？
新京报：最近国内和国外都出了一系列学术诚信问题，一些教授被撤稿。你认为需要进行一些机制建设吗？
颜宁：学术造假每个国家都有，特别是当你不是简简单单享受科研的乐趣，而把它变成经费的压力、毕业的压力、成名的压力，这都可能导致脑子进水、铤而走险造假。但是我为什么对这块不太注意，我是觉得为什么要去浪费我的时间关注这种垃圾呢？
虽然前一段心肌干细胞的论文，肯定误导了一大批的人，在科学长河中，这样的事物只是导致了短暂的后退。但是从长远而言，那些不造假的科研成果推进了科学的进展。我更愿意去看光明的那一面。
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判性思维，对文献不要盲目信任。比如我读任何论文，不论是来自哪位大家，一开始总要带着“找茬”的思路去看。这是我在博士一年级接受的最重要的训练，受益至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造假的文章带偏。
关于生活
“写微博是为了换换脑子”
新京报：你是一个微博达人，每天花在微博上的时间有多少？
颜宁：你知道你每天有很多零碎时间的。我在写paper的时候发微博最多。写paper的时候就在电脑前面，会打开好多窗口，有问题想不明白了，就随便在微博上写点儿东西上去，换换脑子。
新京报：做为一个学术研究者，你还关注了很多领域，包括文学、电影等，它们对你的科研有什么作用呢？
颜宁：那些对我来说都不关键，对我的生活而言，其实都是调剂而已。
新京报：那朱一龙呢？
颜宁：哈哈哈哈……我们这一行，说实话压力比较大，大家看我在微博上很轻松，其实我在背后熬夜、头大、焦虑，别人是没有办法真正感知的。所以要做好自己的心理调节，比如看看电视剧、小说，或者恰好关注到一个明星。朱一龙那几句话我特别喜欢， “我要在中国的影史上留名”。那句话对我们来说不也一样吗？我们希望在科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所以我就开始关注朱一龙，看他是否能够行胜于言。
关于女科学家
“社会对女性一些要求是不公平的”
新京报：你组织女科学家论坛的目的是什么？
颜宁：我是从2015年开始在清华组织女科学家论坛。有人还问我说，你不是讨厌科学家前面加“女”字么？但当我们现在面对一个群体的时候，只是需要一个名字来称呼。
新京报：你是如何意识到女科学家的问题的？
颜宁：我的女学生们在博士生面试的时候，还有在实验室的时候，其实跟男孩子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到最后为什么女孩子做教授的就少了，这是引起我关注的。
新京报：你是否觉得女性科研工作者在社会上受到一定的歧视？
颜宁：其实我个人没有感觉到因为性别而受到任何歧视。但我认为现实中有很多对女孩子的要求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女孩子们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这本不是女性专有的问题，而是两性的问题。比如生育，“生”是妈妈的事，但“育”其实是双方的事情。
确实，一个女性科学家是否要在家庭里承担更多任务，是很现实的问题。当她们因为种种现实问题，不得不在家庭里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这对于她们的事业无疑是不公平的，是否会因此造成招聘、升职过程中隐形的歧视呢？在政策制定上是否应该认真考虑到这些因素而有所调整呢？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科学家
“享受做科学家自由”
新京报：您心目中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
颜宁：我心目中没有科学家的样子，科学家本来就不是定型的，很多人就觉得我不像科学家。我周围有自组乐队的科学家，有沉迷于天文摄影的生物学家，有整天紧张的科学家，有很放松的科学家，有长得比艺术家还像艺术家的科学家，有不修边幅的，也有非常时尚可以做模特的……我觉得大家对科学家不应该有一个刻板的认识。
新京报：你觉得做科学家，哪一点最幸福？
颜宁：我觉得我很自由，我的工作和休闲时间可以很自在地安排。我们好多人放弃更高薪或者没有进入其他领域，愿意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因为有充分掌控自己时间的自由。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实习生 徐美慧 编辑 倪伟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