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志纲丨穿越四十年
本文为喜马拉雅FM线上课程《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发刊词整理而成。
以史为鉴
Ⅰ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当是隆重纪念的历史节点。面对当下的种种问题，古圣先贤早就告诉过我们：“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世界上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没有救世主。我们只能叩问过去，回望昨天从哪里来？才能搞清楚明天究竟要向哪里去。
40年改革开放，是一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史诗，其壮丽程度，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期间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使中国的国力跃升到世界第二，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思想遗产。只要我们尊重常识、敬畏规律，一定可以从中找到这个古老大国突围与复兴的密钥。
1978年，我正好是23岁青春作赋的年纪，上大学、进社科院、当记者、办智库一路走来，在人生最黄金的40年里，我有幸参与、穿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探索全过程，也是这一部伟大史诗的亲历者、受益者、观察者甚至推动者。
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恰逢喜马拉雅FM的盛情邀请，我自己也觉得责无旁贷，有必要对40年来的变化与得失做一次系统的梳理与回顾，两相结合之下，才有了《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这档课程。
效率与公平
Ⅱ
40周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明天向何处去？很多人众说纷纭，我认为，这一场伟大的奇迹离不开对效率与公平的再认识。
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到了近代愈演愈烈。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的近代史上的成与败、兴与衰、发展与停滞，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问题。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理想，从《礼运·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到西方的乌托邦、太阳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公平”二字前赴后继，奉献一生。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实验场所不同。很多美好的愿望一旦把社会作为实验场，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稍有差池，代价就是几代人命运的波澜与转折。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来探索最合适的发展道路。
回顾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离不开公平与效率这个主题，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而生，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从残酷殖民到血汗工厂，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平几乎泯灭。因此列宁曾经有一个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在公平、正义旗号的引导下，苏联、东欧等国家也开始了另一条政治实践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一般灭亡，而是在危机中一次次更新，伴随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的解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按照学者福山的说法，《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美国模式仿佛成为了唯一的“真理”。美国也从此开始布武天下，一手大棒，一手圣经，雄踞世界之巅。而且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北欧各国，其社会形态反而更像社会主义。贫富差别小，社会福利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稳定，甚至走向了过分强调公平、高福利的极端。
就在历史的尘埃看似已经落定的时候，一个另类的国家异军突起，这就是中国。仅仅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濒临破产，被开除球籍的破落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威胁到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我们昨天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们未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奇迹的密钥在于高效率，正如邓公所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举措，都敢闯敢试，甚至不惜做出妥协与让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弃掉。
当然注重效率，不代表否认公平的意义与价值，但必须承认，今天五纵七横、全国布局的交通网络；中央财政巨额的转移支付；覆盖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战略，都是拜强大的国力之所赐。而强大的国力，正是来自对于高效率的追求。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谈到如何分配。没有效率的一片赤贫，公平从何谈起？
我坚信，公平和效率最终会走到一起，但一定不会是同时走到终点。如果我们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已经充分的说明英国政治学家洛克的论断“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这句话本来是常识，但是一旦兑现就是灾难。财产一旦公有，就会丧失效率，形成铁饭碗；权力一旦私有，就会产生专治与腐败，这是人性使然，中外概莫能外。
关于公平与效率，还有一个经典的比喻，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车头就是诞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所提供的就业、税收和社会服务支撑起了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活力。如果我们追求平均主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车厢上，最后就会变成一小时只跑五公里的印度火车，车厢上、车顶上挂满盲流，步履蹒跚，道理永远都是这么简单易懂。
邓公伟大之处就在于此，他根本不受教条的影响，不受意识形态的捆绑，他唯一的立场就是：别给我唱什么高调，别讲什么大道理。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中国不能被开除球籍，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
此言此行，体现出的是伟大的政治家风范，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政治家，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也正是因为邓公坚定不移的践行“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个原则，才有了这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但在肯定邓公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一切的成就，都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历史的力量，时代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有顺应这股力量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3+1改变中国
Ⅲ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参与者、观察者，同时也是推动者，我有幸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这40年的改革实践之所以成功，我把它概括和总结起来，无非是3+1。
1逼出来的改革
如果没有危机，没有一群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优秀人士，能够为人民着想，实事求是，通过危机倒逼改革，中国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承认现实，摒弃教条，这种“倒逼”概括成两句话，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两个车轮协同运转，成就了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既然改革是逼出来的，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但有一个原则永远不变——发展就是硬道理，增加财富，提高生产力。这样才能让人民得到实惠。
于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开始了。邓公不仅支持建立特区的尝试，肯定广东的探索，甚至默许了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所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这些堪称石破天惊的举动，推动了中国飞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今来看，如何评估其意义也不为过
从意识形态上撕开一个口子后，效率优先开始逐渐成为共识，效率成为衡量事物的重要标准，那么究竟做什么、怎样做才能提高效率呢？
2放出来的活力
想要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绑。
1978年之前，老百姓真的是手也绑住、脚也绑住，农民甚至不会种田了，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全部由上面下文件定。全中国都是一个脑袋想问题，十亿人不想问题，一个部门——国务院计委指挥工作。十亿人不考虑工作，生产什么？卖什么？卖多少？都由政府来考虑。
而这背后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人民、社会失去了活力。所有的人都不思考问题，懂的人不让做，不懂的人瞎指挥，这种做法的理论支撑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
所以在摒弃掉教条，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首先第一个是农村放开，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会种田，短短两年时间，农民就解决了几十年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而且还释放出了80%的剩余劳动力。
最开始的政策叫做“离土不离乡”，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可以搞乡镇企业、搞副业 ，但不能离开这个区域，这种政策也为乡镇企业创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业都诞生于这个时候。
伴随农民的能量越来越大，乡镇企业已经束缚不住他们的活力，他们开始走州串县，开始进北京，到上海、到广东。慢慢的开始闯出来一片新天地，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同时，也释放出了上亿的劳动力。
这上亿的青壮年进入珠三角，长三角，成为整个中国的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他们身上迸发出的活力成了全球最强的竞争力，珠三角和长三角也因此成了世界工厂，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这批生力军进入到北上广深，成了最强大的建筑大军，推动了整个中国令世界瞩目的城市化。当然他们的收入寄回了家乡，使偏远地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农村解放的同时，城里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很多回城知青，闲杂人员，被打成地富反坏的社会边缘人士都获得了摘帽的机会。他们可以享受同样的公民待遇。但政府又提供不了这么多饭碗，最后只能允许他们自由择业。没想到这一放，一不小心就放出了一条民营经济之路。
农村和城市的松绑相结合后，形成了一股浩浩汤汤的洪流。三四十年下来以后，体制外的民营经济占了中国经济半壁以上的河山，他们占有了只是国家30%的资源，却贡献了50%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这都是原来改革开放之初想象不到的。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尊重常识，尊重人性。看到这股民营经济洪流，我们不由的思考，他们是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路走下去了呢？什么样的最大公约数使他们能够九九归一，走到现在呢？
从农业化到工业化，从乡镇化到城市化，从城市化到现代化，从国内化到国际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冥冥当中在指导他们呢？
3摸出来的市场
指导这一切的游戏规则，就是看不见的手——价值法则，而价值法则的载体就是市场经济。
邓公第二次南巡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在逝世之前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他老人家的高寿也值得庆幸，他能像舵手一样纠正偏离的航向，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惯性太大。如果当时中国这趟列车不能驶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很可能还会复辟与倒退，那真的就是“倘是当时身先死，一生功过有谁知”了。
市场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你说它是洪水猛兽，它就不存在；不是打压它，它就不存在。它是躲不掉的规律，因为它是效率的发动机。只有市场经济能提供最大的效率。
昨天的中国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小则需要补课，大则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这所大学校，也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甚至帮助中国纳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
事到如今，美国开始反思和反弹，认为中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近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称，中国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推动的。怨妇形状暴露无遗。
但是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靠什么走过来的，我们自己应当有客观的认识，正是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对市场经济这一最大公约数的认同，才使得中国能够堂堂正正的与世界对话。
整个中国40周年改革开放的核心，我认为就是这三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40年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重大的危机阶段。当然还有一个问题，3+1的“1”是什么？
挡不住的国运
Ⅳ
我认为“1”，是挡不住的国运。
中国一路走来，面临无数次的危机，从濒临开除球籍的贫困，到左倾严重的保守主义、经济过热的投机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政治风波、国进民退带来的垄断问题、泥沙俱下的权力寻租、大放水而积累的经济泡沫……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极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好多次我们都认为过不来的坎，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候，往往这都是整个中国上一个大台阶的前夜。
面临很多重大的危机，我们都能逢凶化吉。比如说1986年 ，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下，部分知识分子要求全盘西化，这场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一直持续了几年，党内也有一股思潮认为是改革开放出了问题，所以要掉头向左转。
邓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发现一旦走上这条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在1992年，邓以将近90岁的高龄，又一次南巡，拨乱反正，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彻底的走向改革开放。
历史继续前进，南巡春风刮向千家万户，93年的中国经济迅速过热，市场经济乱象横生，军队经商、银行大放水、全民热炒房地产，大家都处在狂热情绪之中。房价暴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老百姓的日子又开始举步维艰。而此时的决策层，确实也堪称能吏，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行政主导积极干预等宏观调控手段，终于度过这个难关。
到了1998年，此时的国有企业已经撑不起中国的经济。一是效率低下，二是冗员充斥，三是市场缺乏。这个时候民营经济开始崛起。整个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开始了长达十年、脱胎换骨的历程。
最先遇到挑战的是轻工业，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这五个号称“广大上青天”的城市是计划经济年代的工业重镇，中国的轻纺业中心，此时却面临着揭不开锅的问题，这些企业单纯的认为是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惹的祸，甚至怪罪到三来一补企业。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珠三角已经形成了成千上万家三来一补企业，而且大多数都是轻纺行业，他们生产的纺织品物美价廉，竞争力也很强。以至于当时中国出现一个巨大的行业——倒包行业。
广东人先把衣服鞋帽从工厂倒出来，于是广州街上开始出现了夜市。武汉的小商贩们又从广东倒到武汉。河南人从武汉倒到河南，然后其他人又把它倒到东北，倒到西北，倒到全国各地。这也是80年代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批民营企业的发财之路。他们的发展直接颠覆掉了传统的轻工业。
伴随轻工业的洗牌，重工业也不例外。东北的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等都面临危机，以鞍钢为代表，很多东北的重工业企业，包括一汽二汽、一拖二拖等都经历了一次大的洗牌。
所以一边是珠江三角洲的开放，成千上万三来一补的低层次代工企业开始摸索与成长；一边是传统守旧的制造业日益亏损。当新生力量尚未成长起来，旧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基础又日益扛不住的时候，压力确实非常之大。当时我们采用了四种方式来渡过难关。
第一，通过财税制改革，终于把弱小的中央，变成了强大的中央。将财政包干制转为分税制，国税和地税分开，让国家有了强大的实力，这个对中国经济格局影响深远的转折，就是在他手里完成的。
第二，在他手里开启了国有企业的改制运动，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实质就是把经营业绩不好且不属于支柱性行业的地方中小型国企“关停并转”，向民间出售，同时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转而控制战略性部门和支柱性行业，并把这些领域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重组。这一系列改革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中细讲。
第三，如同“洪太尉放妖魔”一般，他开启了城市化的前奏——货币化分房，关于房地产总是争议不断，但不管怎么争议，中国的高速城市化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所以尽管房地产的高度发展留下很多后患，但是它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西方普遍的观点认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就是超大型城市，但在中国百万级城市有成百上千，这样规模的城市群，就是在短短这30年中实现的。
第四，中国终于加入WTO，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收尾之作，终于使中国按照国际惯例融入国际市场，这一步使整个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几百年来封闭挨打，抱残守缺的旧面孔，走向世界，跟西方各国在同一个舞台上竞技。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自由的走遍全世界，跟世界进行充分的对接。从生意上、学术上，文化上，旅游上，中国人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国自信。这种自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拜加入WTO之后，渐盛的国力所赐。
所以我认为，冥冥当中，中国真的有一种挡不住的国运在里面，因为这是历史的一种回归，中国从来就不是暴发户，如今的崛起不过是复兴而已。
未来向何处去？
Ⅴ
中国拥有着很多资源，这些资源将指引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美国、欧盟、加拿大加在一起，都没有这么广阔的商业腹地，庞大的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这也就是所谓的巨国效应；
第二，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的非货币化资源变成货币化转型，我们储备了大量的麻袋包，这些都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财富；
第三，中国有着一大批勤劳勇敢聪明的人民，只要给他们一片天地，释放活力，尊重常识、尊重人性，其中就会产生成百上千任正非这样的传奇人物，正是伟大的人民们支撑起一个伟大的中国。
八九十年代，邓公经常讲一句话：“面对复杂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交给后人去处理，因为后人比我们更聪明。”
到了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突围的关键，依旧是要继承邓公的遗产。做到效率优先，蛋糕做大。而且充分的尊重常识，释放每个人的个性和活力。
尾声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每个亲历者都有自己的表述方式，会有很多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产生不同的结论。
如果我要讲的话，为了跟别人有所区别，我会尽量地按照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通过我亲历的故事，讲出切身体验，讲出改革开放的台前与幕后、江湖与庙堂、偶然与必然、脆弱与繁荣的那些故事，可能比阅读历史资料会更加生动一些。
如果用这种方式讲述四十年。除了老一代会心有戚戚焉，新一代90后、00后们可能都会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也就会明白我们将向哪里去。而他们将是中国的未来，如果是能做到这一点，那我做的这场回顾，也称得上有些价值了。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