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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谈改革开放:改革是逼出来的 发展是硬道理

原标题:王志纲丨穿越四十年

本文为喜马拉雅FM线上课程《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发刊词整理而成。

以史为鉴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当是隆重纪念的历史节点。面对当下的种种问题,古圣先贤早就告诉过我们:“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世界上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没有救世主。我们只能叩问过去,回望昨天从哪里来?才能搞清楚明天究竟要向哪里去。

40年改革开放,是一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史诗,其壮丽程度,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期间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使中国的国力跃升到世界第二,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思想遗产。只要我们尊重常识、敬畏规律,一定可以从中找到这个古老大国突围与复兴的密钥。

1978年,我正好是23岁青春作赋的年纪,上大学、进社科院、当记者、办智库一路走来,在人生最黄金的40年里,我有幸参与、穿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探索全过程,也是这一部伟大史诗的亲历者、受益者、观察者甚至推动者。

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恰逢喜马拉雅FM的盛情邀请,我自己也觉得责无旁贷,有必要对40年来的变化与得失做一次系统的梳理与回顾,两相结合之下,才有了《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这档课程。

效率与公平

40周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明天向何处去?很多人众说纷纭,我认为,这一场伟大的奇迹离不开对效率与公平的再认识。

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到了近代愈演愈烈。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的近代史上的成与败、兴与衰、发展与停滞,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问题。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理想,从《礼运·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到西方的乌托邦、太阳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公平”二字前赴后继,奉献一生。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实验场所不同。很多美好的愿望一旦把社会作为实验场,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稍有差池,代价就是几代人命运的波澜与转折。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来探索最合适的发展道路。

回顾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离不开公平与效率这个主题,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而生,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从残酷殖民到血汗工厂,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平几乎泯灭。因此列宁曾经有一个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在公平、正义旗号的引导下,苏联、东欧等国家也开始了另一条政治实践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一般灭亡,而是在危机中一次次更新,伴随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的解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按照学者福山的说法,《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美国模式仿佛成为了唯一的“真理”。美国也从此开始布武天下,一手大棒,一手圣经,雄踞世界之巅。而且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北欧各国,其社会形态反而更像社会主义。贫富差别小,社会福利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稳定,甚至走向了过分强调公平、高福利的极端。

就在历史的尘埃看似已经落定的时候,一个另类的国家异军突起,这就是中国。仅仅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濒临破产,被开除球籍的破落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威胁到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我们昨天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们未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奇迹的密钥在于高效率,正如邓公所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举措,都敢闯敢试,甚至不惜做出妥协与让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弃掉。

当然注重效率,不代表否认公平的意义与价值,但必须承认,今天五纵七横、全国布局的交通网络;中央财政巨额的转移支付;覆盖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战略,都是拜强大的国力之所赐。而强大的国力,正是来自对于高效率的追求。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谈到如何分配。没有效率的一片赤贫,公平从何谈起?

我坚信,公平和效率最终会走到一起,但一定不会是同时走到终点。如果我们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已经充分的说明英国政治学家洛克的论断“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这句话本来是常识,但是一旦兑现就是灾难。财产一旦公有,就会丧失效率,形成铁饭碗;权力一旦私有,就会产生专治与腐败,这是人性使然,中外概莫能外。

关于公平与效率,还有一个经典的比喻,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车头就是诞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所提供的就业、税收和社会服务支撑起了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活力。如果我们追求平均主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车厢上,最后就会变成一小时只跑五公里的印度火车,车厢上、车顶上挂满盲流,步履蹒跚,道理永远都是这么简单易懂。

邓公伟大之处就在于此,他根本不受教条的影响,不受意识形态的捆绑,他唯一的立场就是:别给我唱什么高调,别讲什么大道理。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中国不能被开除球籍,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

此言此行,体现出的是伟大的政治家风范,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政治家,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也正是因为邓公坚定不移的践行“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个原则,才有了这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但在肯定邓公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一切的成就,都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历史的力量,时代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有顺应这股力量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3+1改变中国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参与者、观察者,同时也是推动者,我有幸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这40年的改革实践之所以成功,我把它概括和总结起来,无非是3+1。

1逼出来的改革

如果没有危机,没有一群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优秀人士,能够为人民着想,实事求是,通过危机倒逼改革,中国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承认现实,摒弃教条,这种“倒逼”概括成两句话,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两个车轮协同运转,成就了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既然改革是逼出来的,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但有一个原则永远不变——发展就是硬道理,增加财富,提高生产力。这样才能让人民得到实惠。

于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开始了。邓公不仅支持建立特区的尝试,肯定广东的探索,甚至默许了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所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这些堪称石破天惊的举动,推动了中国飞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今来看,如何评估其意义也不为过

从意识形态上撕开一个口子后,效率优先开始逐渐成为共识,效率成为衡量事物的重要标准,那么究竟做什么、怎样做才能提高效率呢?

2放出来的活力

想要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绑。

1978年之前,老百姓真的是手也绑住、脚也绑住,农民甚至不会种田了,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全部由上面下文件定。全中国都是一个脑袋想问题,十亿人不想问题,一个部门——国务院计委指挥工作。十亿人不考虑工作,生产什么?卖什么?卖多少?都由政府来考虑。

而这背后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人民、社会失去了活力。所有的人都不思考问题,懂的人不让做,不懂的人瞎指挥,这种做法的理论支撑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

所以在摒弃掉教条,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首先第一个是农村放开,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会种田,短短两年时间,农民就解决了几十年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而且还释放出了80%的剩余劳动力。

最开始的政策叫做“离土不离乡”,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可以搞乡镇企业、搞副业 ,但不能离开这个区域,这种政策也为乡镇企业创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业都诞生于这个时候。

伴随农民的能量越来越大,乡镇企业已经束缚不住他们的活力,他们开始走州串县,开始进北京,到上海、到广东。慢慢的开始闯出来一片新天地,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同时,也释放出了上亿的劳动力。

这上亿的青壮年进入珠三角,长三角,成为整个中国的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他们身上迸发出的活力成了全球最强的竞争力,珠三角和长三角也因此成了世界工厂,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这批生力军进入到北上广深,成了最强大的建筑大军,推动了整个中国令世界瞩目的城市化。当然他们的收入寄回了家乡,使偏远地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农村解放的同时,城里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很多回城知青,闲杂人员,被打成地富反坏的社会边缘人士都获得了摘帽的机会。他们可以享受同样的公民待遇。但政府又提供不了这么多饭碗,最后只能允许他们自由择业。没想到这一放,一不小心就放出了一条民营经济之路。

农村和城市的松绑相结合后,形成了一股浩浩汤汤的洪流。三四十年下来以后,体制外的民营经济占了中国经济半壁以上的河山,他们占有了只是国家30%的资源,却贡献了50%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这都是原来改革开放之初想象不到的。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尊重常识,尊重人性。看到这股民营经济洪流,我们不由的思考,他们是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路走下去了呢?什么样的最大公约数使他们能够九九归一,走到现在呢?

从农业化到工业化,从乡镇化到城市化,从城市化到现代化,从国内化到国际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冥冥当中在指导他们呢?

3摸出来的市场

指导这一切的游戏规则,就是看不见的手——价值法则,而价值法则的载体就是市场经济。

邓公第二次南巡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在逝世之前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他老人家的高寿也值得庆幸,他能像舵手一样纠正偏离的航向,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惯性太大。如果当时中国这趟列车不能驶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很可能还会复辟与倒退,那真的就是“倘是当时身先死,一生功过有谁知”了。

市场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你说它是洪水猛兽,它就不存在;不是打压它,它就不存在。它是躲不掉的规律,因为它是效率的发动机。只有市场经济能提供最大的效率。

昨天的中国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小则需要补课,大则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这所大学校,也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甚至帮助中国纳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

事到如今,美国开始反思和反弹,认为中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近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称,中国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推动的。怨妇形状暴露无遗。

但是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靠什么走过来的,我们自己应当有客观的认识,正是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对市场经济这一最大公约数的认同,才使得中国能够堂堂正正的与世界对话。

整个中国40周年改革开放的核心,我认为就是这三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40年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重大的危机阶段。当然还有一个问题,3+1的“1”是什么?

挡不住的国运

我认为“1”,是挡不住的国运。

中国一路走来,面临无数次的危机,从濒临开除球籍的贫困,到左倾严重的保守主义、经济过热的投机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政治风波、国进民退带来的垄断问题、泥沙俱下的权力寻租、大放水而积累的经济泡沫……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极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好多次我们都认为过不来的坎,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候,往往这都是整个中国上一个大台阶的前夜。

面临很多重大的危机,我们都能逢凶化吉。比如说1986年 ,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下,部分知识分子要求全盘西化,这场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一直持续了几年,党内也有一股思潮认为是改革开放出了问题,所以要掉头向左转。

邓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发现一旦走上这条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在1992年,邓以将近90岁的高龄,又一次南巡,拨乱反正,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彻底的走向改革开放。

历史继续前进,南巡春风刮向千家万户,93年的中国经济迅速过热,市场经济乱象横生,军队经商、银行大放水、全民热炒房地产,大家都处在狂热情绪之中。房价暴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老百姓的日子又开始举步维艰。而此时的决策层,确实也堪称能吏,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行政主导积极干预等宏观调控手段,终于度过这个难关。

到了1998年,此时的国有企业已经撑不起中国的经济。一是效率低下,二是冗员充斥,三是市场缺乏。这个时候民营经济开始崛起。整个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开始了长达十年、脱胎换骨的历程。

最先遇到挑战的是轻工业,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这五个号称“广大上青天”的城市是计划经济年代的工业重镇,中国的轻纺业中心,此时却面临着揭不开锅的问题,这些企业单纯的认为是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惹的祸,甚至怪罪到三来一补企业。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珠三角已经形成了成千上万家三来一补企业,而且大多数都是轻纺行业,他们生产的纺织品物美价廉,竞争力也很强。以至于当时中国出现一个巨大的行业——倒包行业。

广东人先把衣服鞋帽从工厂倒出来,于是广州街上开始出现了夜市。武汉的小商贩们又从广东倒到武汉。河南人从武汉倒到河南,然后其他人又把它倒到东北,倒到西北,倒到全国各地。这也是80年代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批民营企业的发财之路。他们的发展直接颠覆掉了传统的轻工业。

伴随轻工业的洗牌,重工业也不例外。东北的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等都面临危机,以鞍钢为代表,很多东北的重工业企业,包括一汽二汽、一拖二拖等都经历了一次大的洗牌。

所以一边是珠江三角洲的开放,成千上万三来一补的低层次代工企业开始摸索与成长;一边是传统守旧的制造业日益亏损。当新生力量尚未成长起来,旧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基础又日益扛不住的时候,压力确实非常之大。当时我们采用了四种方式来渡过难关。

第一,通过财税制改革,终于把弱小的中央,变成了强大的中央。将财政包干制转为分税制,国税和地税分开,让国家有了强大的实力,这个对中国经济格局影响深远的转折,就是在他手里完成的。

第二,在他手里开启了国有企业的改制运动,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实质就是把经营业绩不好且不属于支柱性行业的地方中小型国企“关停并转”,向民间出售,同时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转而控制战略性部门和支柱性行业,并把这些领域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重组。这一系列改革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中细讲。

第三,如同“洪太尉放妖魔”一般,他开启了城市化的前奏——货币化分房,关于房地产总是争议不断,但不管怎么争议,中国的高速城市化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所以尽管房地产的高度发展留下很多后患,但是它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西方普遍的观点认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就是超大型城市,但在中国百万级城市有成百上千,这样规模的城市群,就是在短短这30年中实现的。

第四,中国终于加入WTO,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收尾之作,终于使中国按照国际惯例融入国际市场,这一步使整个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几百年来封闭挨打,抱残守缺的旧面孔,走向世界,跟西方各国在同一个舞台上竞技。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自由的走遍全世界,跟世界进行充分的对接。从生意上、学术上,文化上,旅游上,中国人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国自信。这种自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拜加入WTO之后,渐盛的国力所赐。

所以我认为,冥冥当中,中国真的有一种挡不住的国运在里面,因为这是历史的一种回归,中国从来就不是暴发户,如今的崛起不过是复兴而已。

未来向何处去?

中国拥有着很多资源,这些资源将指引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美国、欧盟、加拿大加在一起,都没有这么广阔的商业腹地,庞大的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这也就是所谓的巨国效应;

第二,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的非货币化资源变成货币化转型,我们储备了大量的麻袋包,这些都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财富;

第三,中国有着一大批勤劳勇敢聪明的人民,只要给他们一片天地,释放活力,尊重常识、尊重人性,其中就会产生成百上千任正非这样的传奇人物,正是伟大的人民们支撑起一个伟大的中国。

八九十年代,邓公经常讲一句话:“面对复杂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交给后人去处理,因为后人比我们更聪明。”

到了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突围的关键,依旧是要继承邓公的遗产。做到效率优先,蛋糕做大。而且充分的尊重常识,释放每个人的个性和活力。

尾声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每个亲历者都有自己的表述方式,会有很多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产生不同的结论。

如果我要讲的话,为了跟别人有所区别,我会尽量地按照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通过我亲历的故事,讲出切身体验,讲出改革开放的台前与幕后、江湖与庙堂、偶然与必然、脆弱与繁荣的那些故事,可能比阅读历史资料会更加生动一些。

如果用这种方式讲述四十年。除了老一代会心有戚戚焉,新一代90后、00后们可能都会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也就会明白我们将向哪里去。而他们将是中国的未来,如果是能做到这一点,那我做的这场回顾,也称得上有些价值了。

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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