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滥用问责“五座大山”伤了基层干部
导读
说起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可能是最常见的形容，但最近部分一线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反映，这个表述该改改了，现在情形是“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来自上级部门的问责，确实帮助不少干部拧紧了责任“发条”，但由于部分上级部门避责不愿担当，追责不切实际，乱问责的“五座大山”已经压住了不少基层干部。
面向基层的问责，应如何做到权责相当，纠错与容错并重？基层干部中肯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孙悟空”，如何才能不被乱问责的“五行山”压垮？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五座大山”的真面目吧！
“五座大山”什么样？
属地式问责，涉事者无论事发何地，户籍所在地都难“幸免”。
中部地区一位镇党委书记介绍，此类问题在信访领域尤为常见。一名信访户的户籍在当地，但本人早已在福建安家多年。因为自感经营企业时遭遇企业所在地职能部门不公平待遇，他常年进京信访。这样的信访诉求，原本与中部这个乡镇没有任何关系，但就因为信访户的户籍没有迁出该乡镇，每次他一进京信访，当地乡镇干部就要被追责。
“还能怎么办？要么满足部分信访者不合理的要求息事宁人，要么只能截访劝访，风险很大。”一名干部无奈地说。
职能式问责，无错部门“躺着中枪”。
中部某县一名纪检干部说，当前扶贫、环保等工作任务繁重，如确属玩忽职守、懈怠无为，问责是必要的，但有些上了心、尽了力的还“躺着中枪”，难免造成基层干部不敢作为、不愿作为，甘于“平平安安混日子”的局面。
一位基层环保部门干部介绍说，当地政府年初确定了污染减排的任务，但因为进度不理想，准备问责环保部门。“这让有些环保干部觉得委屈，因为影响进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而问题出在一些手续卡在了相关部门，环保部门干着急也没办法。这怎么能把‘板子’都打在环保部门身上呢？”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还有一类职能式追责，多以“领导小组”的名义推动。有的市县一级职能部门，借市县委、政府两办名义发文，在部门本职工作之上又搞出“领导小组”，还由主要领导挂帅。“责任主体”由此摇身一变成为“督查主体”，一旦出了问题，专注追究事发地基层政府部门责任，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
强压式问责，“额外工作”增添“额外负担”。
一些地方，上级偏好将各类工作尤其是一些临时化、项目制的工作责任强压给下级，层层签订责任状，并以问责督促落实。
中部一个城市今年着手治理黄标车，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上级文件片面强调要清理彻底，否则绩效考核排名扣分，导致一场“假治理”闹剧上演——为了完成任务，交警队直接在系统中先行注销车辆，但大量黄标车实际还在路上跑，安全隐患并未消除；有的车辆本身没有到注销报废时间，但上级“一刀切”要求淘汰，下级只好拿出一笔钱补偿车主。
“上级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地方实际，让下级落实起来颇觉为难，因此被问责的干部难免心有不满，他觉得这不是他主观不作为的问题嘛！”中部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长说。
计时式问责，“刚播种就要收获”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大力推动环境治理，但要求两三个月内就整改到位。干部们反映，如此有限时间要一个项目走完从设计到招投标再到施工的标准化“全流程”根本不可能，没奈何只能规避招投标。“到头来这头整改过关了，那头却被审计、纪检部门追查。”
也有城市“创建文明城市”搞得大张旗鼓，工作安排从市县一路发到乡镇、村组，只是文件还在路上，就开始要求报典型，报材料。“都知道文明氛围的形成需要一定过程，市民素质提升不可能立竿见影，可问责压力明摆着怎么办？只能找点能马上开花结果的凑数，也顾不得这花能不能长得活。”受访干部们说。
不少工作，往往有其内在规律和时间周期，但在“人定胜天”“办法总比困难多”“别的地方能完成，你不能说你不行”等理念自上而下灌输之下，一些基层干部浮躁焦虑的心理占了上风，顾不得工作的质量与精准程度，常常用心不坏却问题不轻。
“背锅式”问责，为了“交差”找来“顶罪羊”。
民意汹涌时，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或者平息舆论，往往会选择“多处分几个干部”。南方某县曾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该追责的部门本来已经明确，但县领导认为问责范围不够广，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无法交差，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部门也列入了问责名单。
一位县级干部介绍，在中部某区城区一个拆迁项目中，有个别区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简单，在群众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命令强行拆掉房屋。事后被拆迁群众在某重要会议期间越级上访，结果上访群众所在镇、村两级相关负责人也被问责通报。
这名干部说，被问责的干部辩解也没用，“毕竟是你辖区的人嘛！”他不禁感慨：缺乏全面分析的笼统问责，最后容易变成“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
“五座大山”怎么搬？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文胜认为，建立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机制本来是层层传导压力、高效推进工作落实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获得感的有效保障。然而，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中，从省到地市到县的各种考核普遍使用“一票否决”，造成乡镇管理体制扭曲为“压力型”体制。
在陈文胜调研过的省份中，签责任状最多的乡镇足足签了51份，最少的乡镇也有36份。“这么多的责任状，乡镇领导根本记不清都涉及哪些名目，上面发什么责任状就签什么。”
陈文胜建议，以法定职责为依据，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界定基层政府责任范围，划分县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以及乡镇的权责，切实为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减负减压。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呼吁，对有问题的干部要区分问题的性质，给予相应问责固不可少，也应给予纠错的机会，形成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有效协同的机制。“查实确需问责的，要分清责任的层次，是主体责任、管理责任还是其他责任，对因政策不明晰等导致的责任，应该划定容错空间，给予纠错的机会。”
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将容错、免责进行制度化规定，帮助基层干部减轻“被问责焦虑症”。湖北省委办公厅日前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为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意见明确要求，湖北各级党委（党组）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要探索建立分析研判机制，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深入核实、综合分析、客观认定。
湖南省永州市委则明确实施《关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若干意见》，探索建立容错机制，去年以来提拔重用敢于担当、改革创新的干部201名，为1368名干部担当正名。据了解，“及时为受诬告者正名，坚决为敢于铁面执纪者撑腰”，是永州市此政策出台的初衷。
部分基层纪检干部也建议，应进一步推动甄别机制科学化，对问责事项的源头、过程及后果进行评估，并将纠错情况列入考量问责轻重的参考依据。
半月谈记者： 梁建强周楠高皓亮
责任编辑：张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