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数字化汹涌来袭，新闻业如何自救？
《新闻业的救赎：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16个关键问题》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杀青出版。正如书名所言，这是一本探讨当下新闻业困局与出路的书，作者彭增军是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而早前，他曾是我国著名外宣媒体《北京周报》执行主编。作为一名经常来往于大洋两岸的国际学人，他笔下讲的是美国的故事，但心中所想的，却是中国的读者；作为一名业界出身的著名学者，他的话是讲给业内同行的，但同时，也是说给社会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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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替新闻站台？
彭增军教授在书中的一个洞见，是强调严格区分中文所说“新闻”一词的两重意涵：一个是作为具体新闻事件和消息的新闻，即news；而另一个，则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及其承载的新闻传统，也就是journalism。
每当有学生问及对当前报纸死亡问题的看法，他总是说：“我为报纸致哀，我为新闻站台——Aeulogyfornewspaper；adefenseforjournalism。”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替新闻业站台？
按照美国学者克莱·舍基的预测，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许多行业，都将进入一个“大规模业余化”的时代。乐观的观点认为，动态的新闻、碎片的信息，无处不在的网民可以提供；还有更乐观的看法认为，无数网民从多个视角的参与，将使事件背后隐藏的东西无所遁形，所谓“广度成就深度”，调查记者经年累月孜孜矻矻的努力也就变得多余。
于是，我们在无数次的网络狂欢后，迎来了传统新闻业真正的严冬。眼下，报纸停刊已经不再成为新闻，当传统媒体花果飘零之时，我们却发现，重大事件中的媒体缺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看到更多的，是养生、成功和八卦绯闻。
回过头来看，就社会公共事件而言，即使是网络围观最强有力的时候，新媒体与传统新闻业的议程是相互加持的，正如书中所说：“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往往也是围绕主流媒体的新闻展开的。”就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与讨论而言，如今传统新闻业危在旦夕时，社交媒体似乎也独木难撑，当然，这不影响它继续日进斗金。
前些年，国内有学者出版专著《拯救报纸》，也有专家认为撤掉网络版是挽救报纸危亡的必由之路。但是，究其实而言，报纸可以停刊，电视台可以关门，或许，一种媒介形式的存废无关宏旨，报社、电台、电视台员工的饭碗也并不重要——当年的调查记者如今转型做公益，办公司，甚至做公关，都过得不错——但权力需要监督、真相需要调查，公众需要高质量的公共论坛，传统新闻业承载的理念和操守，肩负的使命至关重要。
传统新闻业衰落后留下的巨大空白，怎么填补？
挖掘幕后的真相，看到航线上浅滩暗礁，劳神，劳力也费钱，一位资深媒体人曾告诉笔者，他们杂志每一期封面调查报道，平均成本都在3万至5万元之间，我们很难想象，打游戏、聊八卦之余“搂草打兔子”的网民，足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大规模业余化重构了人类的传播生态，但是，人类信息传播却不可能走反专业主义路径。也就是彭增军教授在书中所说：“没有新闻的社会没有未来，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为新闻业站台，就是要在遍地瓦砾之中，要在大规模业余化时代里，探寻重建新闻专业主义的种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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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新的生存模式何在？
书中的另一个洞见，是强调新闻（journalism）不等于媒体（media），因此，“媒体”的“商业模式”不是“新闻业”的“生存模式”。
附着于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的媒体之上，是现代新闻业最主要的存在形式。从历史上看，媒体通过刊登广告实现赢利，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许多报刊借此摆脱外界干预，实现独立。
不过，商业化也不是新闻业的唯一取向。不必说CNN、NHK这样的公共电视，熟悉中国新闻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那些著名的“同人报刊”，都不是以商业赢利为办报办刊宗旨的，那个年代或许已经无法复制，但是，它至少告诉我们，新闻业有商业化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彭增军教授在书中指出：“无论传统媒体的未来如何，都必须抛弃原来的思路，新闻特别是核心新闻，从来也不是商品，更不是买卖，媒体商业模式和新闻的生存模式是两个问题，该公共的归公共，该商业的归商业。”
眼下，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那么，新的生存模式在哪里？正如书中指出的，当新闻业的价值不能在市场中体现，新闻业的问题已经不是新闻业自身能够解决的，那么，公众可以为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新闻业做点什么？
近年来，欧美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出现了不少另类媒体机构，他们风格不同，定位有别，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一是实现了“去规模化”，即都是一些小型机构，不走商业路线，而是定位于一个公共机构；二是通过种种办法、通过与公众的深度对话，引导公众深度参与新闻生产，有些是实行会员制，筹集资金；有些则是选题众筹，即为一个有价值的报道计划面向公众以小额形式募集经费，这等于给公众提供了为媒体选题票的机会；有些甚至是选题众包，即把一个选题分包给许多普通的公众共同完成。
当然，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些模式都有各自的不足。去规模化的小型机构，固然使新闻业告别商业成为一种可能。但是，“传统媒体……它是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组织存在的，是一个组织的力量，只有这样的独立而又强大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对抗各种利益集团和权力。”那么，如今这些小舢板或许是精致无比的，但靠什么抵御大风浪？还有，选题众筹等于让公众用钞票为选题投票，这固然是对公众的一种赋权，但是，如今那些10万+的爆款文，是不是也代表了当代的公众趣味？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引入公众深度参与的新闻生产，如何保证自身的独立，如何保证把公共价值放在第一位？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在新的传播生态中，社会各界的深度参与，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公众的深度对话，是当今新闻生产的关键与核心，新闻专业主义的成败，在于全社会的觉醒和支持，在于人民大众是不是真的在乎。
因此，关心专业主义新闻业，以各种方式参与专业主义新闻业的新闻生产，是这个时代公民的基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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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道超车中国新闻业的机遇在哪里？
近代中国的新闻业是典型的舶来品，尽管在发展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体制与风格，但是，向世界各国学习，一直是中国几代新闻人的自觉选择。
近年来，我们的许多媒体建立了耗资不菲的中央厨房，也做了一些类似分分合合的媒体融合。有一年两会上，一些央媒记者钢铁侠式的装扮确也大出风头。但是，我们靠这些是不是已经足以有资格引领世界？
《新闻业的救赎》一书中，彭增军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搞新闻的行业那么守旧？”的确，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新闻业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中外皆然，彭增军教授分析的第一原因是居安不思危，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坐享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日子过得非常滋润。而中国媒体市场化大门开启很晚，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媒体已经衰相尽显时，中国市场化借助改革红利，才开始高歌猛进，有了20年黄金发展期，小报养大报模式，让很多媒体很是过了一段好日子。
而如今，市场化媒体落花流水之后，政府出台政策扶持体制内媒体，很多媒体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没有危机意识之后，创新动力何来？财政支持能够确保新闻从业者没有饭碗危机，但能不能保证新闻业不失去受众？
书中分析媒介融合为什么做成夹生饭时指出：“现在完全不同了，媒体融合，媒体自己说了不算，必须有受众的参与，任何媒体融合的模式都必须是开放的。”而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已经变身为“创众”，所有的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与受众对话中试错演进。
《新闻业的救赎》有大量针对美国主流媒体困境中寻求变革的案例分析，“干货”满满，但除了这些具体可操作的分析，我觉得这本书中倡导的理念更值得我们思考。他在书中特别批评了媒体行业对互联网的工具化思维。书中强调“所谓工具思维，就是说有了金刚钻，只能想到瓷器活儿可以做得更快更好，却看不到金刚钻穿透的不仅仅是瓷器，就传统媒体来说，工具思维导致再好的技术也只是用来复制报纸。在上网时代搞报纸网络版，到媒介融合时代也简单成了跨平台出版，而不是从媒体生态环境的系统改变去认识问题。”我们一些试图要引领世界的主流媒体，可能都在这种工具性思维中打转。
这些年走访媒体，最大的感受是许多媒体在亦步亦趋地照搬企业的管理方式，记者天天到报社打卡，每个月按写稿数量计算工分，管理当然要追求效率原则，但是，把传统上所谓自由职业，变成了典型的计件工，这样的管理制度体现的是管理本位，但新闻业的本质似乎被无形中忽略了。在新闻业最需要创新的今天，我们对媒体的管理在重视效率原则的同时，能不能进行一点新闻学的反思，我们的管理如何让新闻从业者从职业中有更高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如果我们把记者编辑都变成成天为饭碗和生计奔波的计件工，我们能期待他们在新的传播生态中创造出新的媒体“金字塔”吗？
回过头来再说前面提出的问题，在新的传播生态中，世界各国的新闻业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我国新闻业的确存在所谓弯道超车的机遇，中国媒体可以有引领世界的抱负，但是，只有开放的胸怀才可能有广阔的视野，密切关注世界新闻业发展动态，虚怀若谷方能在创新的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王天定（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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