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生猪产能大变局：调运遭非洲猪瘟冲击，猪价南北分化
今年8月以来，一场突入其来的非洲猪瘟疫情，让中国决定执行更加严格的生猪调运政策，这打乱了生猪市场原本正常的流通秩序。随着生猪调运难度的增加，南北生猪价格开始出现分化。
作为生猪主产区，东北地区猪价持续走弱，跌幅远超其它地区。原因就在于，原本要南下的生猪调运基本停滞，造成了大量生猪被动压栏，供应过剩，价格走弱。作为生猪主销区，比如浙江、上海等地区，因为生猪供应紧张，缺口明显，屠宰企业收购难度增加，导致猪价上涨。
鉴于当前中国大量的生猪产能集中在东北，产能的过度集中，在出现疫情之后，容易出现当前南北猪价分化的局面，而在国外一般都是集中屠宰，流通以冻肉和冷鲜肉为主，较少出现活猪长距离运输。业内建议，东北地区在未来除了发展生猪养殖业外，还应该重点发展生猪屠宰—深加工产业，以减少活猪调运量，进而减少活猪流通所带来的疫情风险。
全国生猪养殖产能的调整
自从8月初中国爆发首例非洲猪瘟疫情，截至9月10日，农业农村部已经通报了15起。而进入9月份，非洲猪瘟疫情也从单点爆发向区域性爆发态势转变。从发作时间来看，至10日，已经发生10起，仅6日一天，农业农村部就发布了4起。
这背后其实跟非洲猪瘟的传播路径有关，尽管非洲猪瘟传入中国以及跨省传播的路径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是从其流行病学的传播路径可以看得出来，疫情主要通过活猪、猪肉制品、蜱虫、猪的排泄物及饲料进行传播。其中，活猪调运及饲料传播的风险大，特别是使用未经高温处理的餐馆、食堂的泔水饲喂生猪。如果厨余中含有携带病毒的猪肉制品，未经有效灭活处理，那么，生猪感染疫情的概率就非常大。
从全国来看，自2000年开始，我国生猪养殖的产能分布就处在持续变化当中。其中，区域人口流动、猪肉需求、农村劳动力供应及饲料原料保障等因素，都在基本面上影响着我国生猪区域产能的变化情况。
比如，河南、东北三省及内蒙，本就属于传统的生猪调出地区。四川在跨入新千年的初期，仍有一定比例的生猪外调，然而到了2008年以后，其生猪调运的地位也发生了逆转，每年竟然需要从湖北、河南调入一定数量的生猪，方能保证本地区的生猪供应。
布瑞克农信集团研究总监林国发对第一财经分析称，2008年之前，由于湖南、四川农村仍有大量劳动力，农民在种植粮食的同时，畜牧养殖也成为增收的主要手段。因此，存在大量散户养殖生猪的情况，生猪供应较为充裕，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生猪调出。然而，随着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民到城市就业，在农村种地、养猪的机会成本也就大大增加。饲料原料供应无法保证本地区的养殖行业需求，加上农村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导致了四川、湖南等省份的生猪养殖量出现持续下降。这也使得四川从过去的生猪调出省转为调入省，湖南虽然仍能保证一定数量的生猪调入广东，但调入量也呈下降趋势。
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广东的猪肉消费有小幅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猪肉消费持续增加。再加上，近年来我国东南地区的环保压力增加，土地及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对于大型养殖企业来说，开始逐渐选择将生猪产能转移布局到东北三省、内蒙古及其它中西部地区。
与此同时，四川、甘肃、陕西、贵州、云南也有一定的产能布局，这在有利于我国生猪产能分布均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随着东部及南部沿海地区工业企业转移伴随人员内流的需求增长缺口。
未来全国生猪调运将呈现以下转变：东部及南部沿海地区的大量产能拆迁，缺口呈现扩大趋势，而珠江、长江流域环保整治，减少了中部地区的生猪供应潜力，而中部地区是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及江苏南部的重要生猪调入产区，那么，华东及华南地区的生猪调入将只能从华北的河南、山西，西部的陕西、甘肃调运，而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大量产能释放，保证了京津地区生猪需求，并挤出河南、河北的生猪调入，若价差大到一定程度，甚至可以调入河北、河南市场。
与之相应，有一些省份的调运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北地区，借助于这次环保压力倒逼养猪产业转型升级所提供的良好契机，促成其主要生猪调出区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猪供应，比如安徽、江西、湖南，将从当前的供应平衡有少量富余外调，随着调出潜力的持续下降，转为供应偏紧需要少量调入；河南需求持续增加，可供调出数量将减少；浙江的生猪缺口将进一步扩大，稳居全国最大的生猪调入省份；广东的猪肉需求放缓，但大量产能拆迁或转移，缺口将呈现过大趋势。
全国生猪调运遭疫情冲击
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进一步加强生猪调运的限制。8月31日，又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的特急文件，要求根据发生疫情的严重程度，地方做出相应的生猪及产品暂停调运的限制规定。受此影响，8月以来，全国猪价开始出现普遍上涨，区域性猪价走势分化严重。东北地区猪价持续走弱，而上海、浙江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涨幅领先，四川、云贵地区涨幅次之。
当前，非洲猪瘟疫情出现已有1个半月，东北地区猪价持续走弱，其它疫情区猪价也有所下跌，但跌幅小于东北地区。这主要在于，东北地区的生猪消费不足，需要大量外调才能保证供需平衡，疫情爆发后，京津地区从东北大量调入生猪的现象基本停滞，造成东北地区大量生猪被动压栏，供应过剩，价格走弱。
而东部的浙江、上海，由于其生猪需要从其它省份大量调入，调入量往往占据总供应量的40%以上，生猪调运禁止后，本地区的生猪供应缺口明显，猪价快速上涨。9月13日，浙江、上海生猪价格达到了17.5-18元/斤，较全国均价高出4元/公斤左右，辽宁猪价不足12元/公斤，较浙江猪价低5.5-6元/公斤。
按照一般年份，猪价进入9月份后，将会出现季节性回调。但当前疫情的持续扩散，终止8月初猪价已经出现的回落趋势，并出现反弹。不过，疫情导致当前大量大猪被迫压栏，增加了11-12月大猪的供应，将会打压这一时间段猪价季节性上涨的态势，限制该季节猪价上涨幅度。
此外，疫情区猪价的下跌，导致了生猪养殖户的亏损，疫情可能持续扩散，且无有效疫苗，这使得养殖户的补栏意愿不足，后备母猪补栏处于停滞状态。正因此，在本轮猪周期中，猪价向下运行的态势，将会发生较大概率的改变，并增加在2019年1季度中后期（一季度末期二季度初）进入新的上涨周期的可能性。
多家券商研报认为，长期来看，如果疫情大规模爆发，会对消费端造成较大负面的影响，生猪价格持续探底，而政府对疫区采取的限制生猪调运的处置措施，将导致生猪供给进一步收缩，行业产能加快出清，猪周期有望提前迎来反转。应，且饲料原料有价格优势，但也导致了我国生猪调运难度的加大，且过度集中的产能，在出现疫情之后，直接导致东部、南部地区的生猪因调入量偏少，而价格飙涨。
业内建议，在未来，东北地区除了发展生猪养殖业外，应该重点发展生猪屠宰—深加工产业，减少活猪调运量，进而减少活猪流通所带来的疫情风险，积极应到消费者冷鲜肉消费，减少热鲜肉消费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