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信任和公平是对民企最大的善待 | 《财经》社评
苏琦 | 文
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党中央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这是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表态。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民企的新闻颇多，要求善待民企的呼声也不绝于耳。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民企遇到了发展的难关，二是民营企业家有些心神不定。正视民企发展面临的问题，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心声，才能更好应对当前稳中有变的国内外局势，才能顺利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民企发展壮大是改革开放40年成果的重要体现，为民企的发展排忧解难就是捍卫改革开放路线的具体体现，而善待民企就是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与红利。
善待民企并不意味着要给予民企特殊政策。民企从无到有，靠的是民营企业家冒着种种不确定的市场、政策乃至法律风险，冲破种种制度藩篱杀开一条血路，他们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的创业史构成了改革开放的主流叙事。
这表明民企不需要特殊政策，更不需要倾斜性政策。当年它们在被目为“异类”的大环境下都能茁壮成长，如今坐拥数十年改革开放红利，虽面临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等内外严峻挑战，没有理由不迎难而上再创辉煌。
相对于特殊政策和倾斜性政策，民企需要的是政治上充分的信任和发展环境尤其制度政策环境上的公平待遇。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是对民企最大的“善待”。
十九大报告中“两个毫不动摇”必须长期坚持的表示，给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部门的领导并没有从“执政之基”的角度来看待和对待民企，不能像对待国企那样对待民企。
这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另眼相看”。当人们说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时，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这里的“商”是指国企领导人。由此可见，在不少人心目中，民企先天就容易“拉拢腐蚀”官员。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没有比花自己钱进行投资的民营企业家更愿意在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中进行经营的了，以前之所以被迫拉关系走后门还不是因为种种歧视性的政策和制度待遇？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民营金融控股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时间给人感觉好像民企更唯利是图，民营金融控股集团更容易扰乱市场秩序。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对于出现的问题，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公开透明的处理，不宜任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
反腐倡廉大快人心，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势在必行，但如果因此而疏远甚至防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就矫枉过正贻害无穷了。此外，不少地方和部门领导虽然看重民企在就业和税收方面的作用，但认为民企更多只能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真正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是要靠大国企尤其是大央企，比如像高铁、航母、航空、航天等大科技攻关和大建设项目。
这显然也属于认知偏差。且不说就业和税收作为执政之基的重要性，民企也从来不仅是拾遗补缺的角色。恰恰相反，民企是创新的主要源泉。如今驰骋在国际市场上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新生力量都是民企，它们的出色表现，是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保障。
而在高铁、大飞机和登月工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民企也发挥了不太为人所知而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否则军民融合岂非无根之萍？前苏联之所以在与美国的科技战中败北，就是因为过于迷信“集中资源打歼灭战”的战时体制的力量和效率，缺乏一大批市场触角敏锐创新意识浓厚的民营企业。
民企更是中国加入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首要力量，也是维系全球化的基础性力量。在全球经贸格局面临重组挑战的当下，发挥民企在对外开放中的关键作用实为重中之重。
在充分信任民企、充分重视民企作用的基础上，重要的是为民企构建公平竞争的政策框架和制度环境。虽然近来民营企业家一直在呼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要求适当削减税费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给予特殊关照，而更多意味着公平待遇，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破除金融资源配置的双轨制。
当前面对诸多新问题新变化新挑战，更需要强调“善待”民企。民企在解决中国问题，走好中国道路，完善中国模式方面将比过去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概言之，民企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政之基。
（本文将刊发于2018年10月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责任编辑：吴金明
